儿童频频丢失,为何中国版“安珀警报”做不起来?

2016-03-23 15:09:00 《中国慈善家》2月刊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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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中国“安珀警报”嘈音

  因存在“收集微信用户隐私”之嫌,号称“中国版安珀警报”的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微信版上线不久即被腾讯临时叫停。

  2015年11月20日,CCSER微信版正式发布,《微信儿童失踪预警平台上线》《全球6.5亿用户帮你找宝宝》等新闻标题迅速火爆网络。上线不足3日,该平台用户数激增至120万,用户身份信息验证通道一时不堪重负。

  该平台创始人张永将说,这类标题的新闻稿并非CCSER向媒体发布的通稿。他跟微信方面原本为CCSER设计了半年的推广方案,“没想到发布当晚就刷屏了,全在转。”赞叹声汹涌而来时,他已隐隐感觉要出问题了。“因为(这套系统)设计得很复杂,复杂就一定会有问题。”

  果然,事情很快便惊动腾讯高管。

  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工作群里发言,指出该项目存在收集微信用户隐私的风险。腾讯高级副总裁、微信之父张小龙也介入询问该系统的相关设计。“他们总做数据安全,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他们觉得,无论如何,CCSER微信版用户填写详细身份信息这种表象,容易被误解为微信在采集用户隐私。”张永将说。

  艰难起步

  CCSER的设计参考自美国安珀警报(AMBER Alert)。

  1996年1月13日,美国9岁女童安珀·海格曼(Amber Hagerman)遭绑架,一位目击者及时报警,但4天后,人们找到的是安珀的尸体。

  在寻找安珀的过程中,美国人发现了反应时间与参与人数的决定性作用,很快,一套以此为核心的失踪儿童紧急警报系统—安珀警报随之产生。其工作逻辑并不复杂:儿童绑架或失踪案件发生,目击者或当事人报警,经警方审核,再通过安珀警报系统发布警报,经各类媒介进行传播,由警方与民众合力寻找目标。

  如今,加拿大英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国都已启动安珀式警报系统。在欧洲,安珀警报甚至实现了跨国协同。

  当美国安珀警报系统成功营救失踪儿童超过700人时,2015年5月25日,中国北京,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儿童安全科技基金成立,张永将任秘书长,CCSER也同时宣布启动建设。半年后,“中国版安珀警报”CCSER上线。

  张永将并非第一个想在中国建立安珀警报的人。

  2013年3月4日,吉林长春盗车弑婴案案发,2个月大的小浩博随车被盗,遭凶手周喜军掐死并埋尸雪中,此案轰动全国,引发儿童保护反思与讨论热潮。

  不久,IBM一位工程师发起的“AMBER Alert China”在中国上线运行。在其规划的“美好的蓝图”中,“2014年安珀警报在国内的认知度提高……微博或QQ成为第一发布平台。”然而,其官方主页上至今贴着一行标语—安珀中国现在的任务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安珀警报的意义。

  2014年10月,腾讯依托QQ平台,发布“QQ全城助力”项目。该项目工作人员向《中国慈善家》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20日,该公众号已向关注用户推送50条经报案核实的失踪儿童案例,累计触达1.98亿QQ用户,成功帮助10个家庭寻回11名失踪儿童。

  2015年10月18日,深圳宝安区夏家兄弟走失,21日,从“宝贝回家”寻人网得知消息,“QQ全城助力”向1400万深圳网友发布紧急寻人启事,获得70万QQ网友点击阅读、逾10万次转发。警方通过3名QQ网友提供的线索,在“QQ全城助力”寻人启事发出后不到24小时便寻回了兄弟俩。

  CCSER则在美国安珀警报系统基础上进行改造,围绕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处理警报,在儿童失踪3小时内,向半径30公里、90公里乃至690公里的范围内定向发布警报。随时间推移、信息更新,警报发布范围也将做对应调整。

  此外,中国还有少量具备类似功能的移动应用上线,另有一些商业互联网公司在用户链接网页失联时的404页面上展示失踪儿童信息,但类似尝试至今收效甚微。

  到底谁来做

  安珀警报最初由民间组织发起运作,曾同样存在发展缓慢之困,直到2002年转机出现。当年,美国“全国安珀警报网络法案”获总统支持,随后,美国司法部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协调,该警报系统得以加速覆盖全美。

  2006年,美国国会通过WARN法案,拨款1亿美元资助“无限警报系统”项目开发,并于2012年完成整合,将美国电信运营商原有的警报系统纳入安珀警报系统。在此过程中,众多大型互联网公司如MySpace、Google等先后加入。2015年,Facebook、Uber也加入进来。

  张永将清楚,要在中国建立全面、系统的安珀警报,必须打通电信运营商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因中国环境特殊,电信企业参与类似警报系统无法“自主”,获得相关政府部门—如工信部—支持,便成了必要条件;同时,对此系统可能出现的个人隐私泄露风险、警情误报、虚报乃至一些难以预料的儿童伤害等问题,都需要明确详尽的法律法规作支撑。显然,将这些问题全盘抛给政府去做更容易。

  起初,张永将联络“AMBER Alert China”发起人,希望能合作推动中国政府部门参与建设。

  “政府直接来做,省心,我们这些人(倡导者)还能落个(倡导者的)名头。”但要短时间内推动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几无可能。“很多人大代表都在呼吁,但一直没有什么效果。”张永将说。

  他决定自己实践。他找到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交流想法,“陈士渠说了四个‘太复杂了’。”

  张永将改变思路,认为在中国可以从互联网入手,先从民间推动建设,待形成民间规范,再进一步撬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甚至推动国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这才真正是去做一套机制,否则的话,不过是做一次秀。”

  在民间推动建立安珀系统,有两种身份可供选择:企业,或者民间公益组织。与中国其他类似警报平台不同,张永将选择了后者。

  张永将觉得,不实现全国性覆盖很难算是安珀警报。他认为,企业辐射区域与覆盖人群不同,直接合作会有一定局限性,而公益组织的第三方身份则具备天然优势。“这样一套体系,一定是由公益组织来推动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跟微信合作,跟微博合作,还可以跟阿里合作。”

  儿童安全科技基金成立后,CCSER开始打造一款独立APP。2015年7月,CCSER暂停APP的上线计划,选择与微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微信(用户)体量很大,所以我们就作了一些让步,APP先不推,先推公众号。”张永将说。

  

  规则并不统一

  安珀警报系统跟移动互联网和GPS定位技术相遇,可谓如鱼得水,通过精准定位地理信息,该系统会向警情发生地附近人群发布寻人信息,提升效率的同时,避免干扰无关人群。此种GIS位置推送技术在国内早已被广泛应用,例如滴滴叫车、O2O微信公众号向用户推送周边商店信息等。“QQ全城助力”平台、CCSER都基于此种技术。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安珀警报的困难在于“如何应用”,例如,报案信息如何收集、审核、发布?具体问题背后,都牵连着复杂的法律问题。

  2011年,微博兴起“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活动,一年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通过微博证实,“自该活动开展以来,被拍者基本没有被拐儿童”。截至本文发稿(2016年1月20日),该活动尚无一例被拐儿童被成功解救案例。然而,此活动是否涉嫌侵犯被拍者相关权益,一直是各界争论的核心问题。对于关键环节更多的安珀警报系统,所涉问题也更为复杂。

  在美国,儿童失踪案件要形成安珀警报,整体上门槛较高。首先,案件须经司法机构确认。其次,儿童必须受到重伤或死亡威胁。同时,警报必须具备被绑架儿童、嫌犯或嫌犯车辆的详细描述资料。

  “QQ全城助力”将过多涉及法律问题的环节交由公安系统和专业公益组织处理,平台主要负责发布寻人启事。该平台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QQ全城助力”与公安部打拐办已建立日常通报机制,由公安部打拐办、“宝贝回家”寻子网直接向“QQ全城助力”提供失踪儿童及家长报案信息,再由平台向网友发布。

  此种设计避免了产生虚假信息,但也并非毫无缺陷。“QQ全城助力”称,其平台公众号覆盖QQ平台的8.6亿用户群体,QQ用户无需事先关注“QQ全城助力”公众号,均可收到紧急寻人启事。“QQ网友主动扩散公益消息的意愿极强,不仅在QQ空间和QQ关系链内自发传播,更自发通过微博、贴吧等渠道转发扩散。”

  《中国慈善家》记者发稿前,以夏家兄弟的名字进行新浪微博搜索,发现有近40条关于夏家兄弟失踪的信息仍在传播,只有“宝贝回家”认证微博在2015年10月22日发出一条夏家兄弟被成功找回的微博。然而,截至记者发稿,该条微博除获赞25次之外,只得到4个评论,0个转发。与之对应,该微博账号此前发布关于夏家兄弟失踪微博的三组数字分别为9、10、111。再如,认证微博“深圳特区报”所发布“夏家兄弟失踪”信息并未删除,且自该条微博发布的2015年10月22日至本刊记者发稿,该微博中间并未发布过任何关于夏家兄弟已成功找到的信息。类似情况并非只此两例。

  对此类情况,CCSER设计了应对机制,警报在该平台发布后随时可以解除,其《法律声明》中明确规定,该平台警报信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载,希望避免该平台发出的信息传播失控。

  张永将遗憾的是,CCSER未能与公安部打拐办建立直接、机制性的合作。“我们现在直接与各地方公安部门合作。”

  张永将曾是一线刑警,后从事情报分析工作,做儿童防侵害研究。经验告诉他,儿童失踪3小时以内寻回率较高,“超过一天以上,找回来的概率很低。”他希望能压缩从案发到警报发出的反应时间。在CCSER设计的独立APP中,家长与警方都有“警报发布权”。用户可选择电话报警和短信报警,短信报警时,APP会自动调用短信发送给12110全国短信报警平台。虽然“上报警方”被设置成家长“发布警报”的前提选项,但家长并不用等待警方审核确认,实际绕过了警方审核环节。此种规则使平台反应速度更快,同时也增加了出现虚假、错误警报信息的可能,使其可靠性大打折扣。

  同时,CCSER独立APP无法向微信平台进行全功能移植,例如,微信平台并无能力调用用户短信,因此,“上报警方”环节在此前发布的微信版本中被砍掉,改由注册用户自行发布警报信息,这致使CCSER平台警报可信度再打折扣。现在,CCSER微信版已将“我是家长”注册入口删除,不提供家长注册和发布警报功能。

  隐私保密之忧

  为避免用户发布警报管理混乱,防范虚假信息,CCSER建立了“黑名单”系统。家长必须经过实名认证方可注册成功,为此,CCSER向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购买了身份信息核验服务。张永将认为这是确保注册用户和信息真实性的有效手段。在CCSER微信版上线后,此设计成为争论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陈惊天表示,CCSER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的运行机制是相对合理的,身份核实是平台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因有“收集用户隐私”之嫌,CCSER被腾讯方面叫停,加之并发注册用户过多,服务器压力太大,张永将断开服务器,连夜召集技术人员,为CCSER做了修改,只留下“我是志愿者”一项,该项不需要用户填写任何身份信息。

  张永将说,“注册用户填写的身份验证信息服务器是不保存的,只用来验证。”即便如此,微信版“我是家长”入口以后不会再有,但未来上线的独立APP仍会开通该功能。

  质疑之声并未就此止住。2015年11月22日,一篇题为《紧急呼吁!不要使用“儿童失踪预警平台”!在以下问题搞清楚之前》的网文于凌晨上线,阅读数短时间便突破10万。文中除了质疑CCSER民间身份的专业程度,指出CCSER收集大量用户隐私信息,还在信息的保护、发布流程等方面存在风险。一些家长同样对上述问题表示担忧。

  “我觉得我们吃了一个大亏,一直都在闷头做事,很少对外去说。”为了让外界消除误解,张永将在事发后的1个月里接受了二十几家媒体采访,来者不拒。

  对于是否有必要提前为儿童填写详细资料,此前的从业经验告诉张永将,“找到一个孩子,就需要他的详细信息。”作为“预警”系统,CCSER提前收集儿童信息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本刊发稿前,记者微信联系张永将得知,经过改动的独立APP安卓版于2016年1月15日前上线,且已“把录入的信息进行精简,操作流程上更简洁”。

  关于用户信息的用途,中国至今缺少一套完备准确的儿童失踪调查数据,张永将希望CCSER能在未来补上这一缺口。对于用户隐私信息是否会被CCSER另作他用,张永将斩钉截铁称“绝对不会”。

  张永将一直在思考与商业进行某种良性结合,实现自我造血。他想到的方式是数据的安全使用,如“数据脱敏”和“数据开发”。所谓数据脱敏,指去除数据的敏感隐私部分,以便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安全使用;“数据开发”则是将数据的分析结果加以利用。

  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前一天,张永将与链家地产洽谈合作。他希望未来能通过CCSER的数据制作一份“危险地图”和一份“安全地图”,标出儿童失踪案件高发地区,也标出那些有摄像头、并已加入此系统的商业连锁门店位置,“我要的是发现,在发现这个环节上下工夫,发现坏人,寻找好人。”

  无论用户信息能否得到CCSER所承诺的保护,该平台现有用户已超过百万,这足以使其成为一些商家进行广告精准投放的理想平台。张永将说,为了避免商家利用该平台发布广告以及不良信息,独立APP在信息发布的关键环节做了特别设置,再配合黑名单制度,将最大限度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同时,CCSER本身也不会发布任何有偿商业广告。“有可能会对支持我们的企业在首页进行展示,或者做一些公益广告,但现阶段还没有。如果有这种广告,一定是跟公益相关的。”

责编:吴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