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fSKI作者:章伟升hope.huanqiu.comarticle陈越光:守望中国文化/e3pmh4858/e7o7pkup4陈越光浙江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秘书长创办民办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型大学何其艰难,中国大陆至今未建成一所,何况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面对资金不足、缺乏行政许可的局面,汤一介束手无策。他自知现实前景暗淡,亲手把2000字的设想抄录下来,说如果不成,哪怕作为一份档案也行。汤一介一语成谶。设想真就成了“史料”,被锁进2米高的大铁皮柜。此后的岁月里,不管世事艰难、人心诡谲,汤一介仍穷尽心力办学,可惜结局不是沦为一纸空文,就是不得不半途而废或降格以求为民间培训机构,更甚的还有受骗受辱。近20年以后,陈越光为写作《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从故纸堆里翻出尘封的档案材料,满纸心酸。自1991年至今,陈越光一直兼任书院的副院长,见证了先生们(尤其是汤一介)创办私立大学的种种挺进与失败。《中国慈善家》2018年10月刊封面2017年9月2日,西湖高等研究院举行首届博士研究生开学典礼。“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在书院名称上,最初双方考虑仍以“复性”为名,最后确定为马一浮书院。陈越光说:“无论以马先生当年创办的书院命名,还是以马先生本人的名字命名,其精神追求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六经为道本,以淑世为关怀’,没有道本就只是无根之木,不讲淑世所谓人文精神就无从谈起。”马一浮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担任理事长,陈越光担任副理事长,院长人选却一度难以决定。计划2017年年内成立挂牌,但直到11月下旬仍无法落实人选。于是,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任少波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去北京请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当时,刘梦溪没有应承。11月28日,极冷的一天,吴朝晖亲自登门礼邀,和刘梦溪有近30年交往的陈越光作陪。刘梦溪很受感动:“当年竺可桢校长请马先生也就二次,梦溪何德何能,焉能有三?”最终,刘梦溪出任马一浮书院院长。同样要问,马一浮书院能成功吗?须知,当年复性书院便不算成功之举。在西湖大学和马一浮书院成与不成这个问题上,陈越光的信念是:“既然历史感动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可以成就感动后人的历史。”他说考验人的是立定文化传承的常数,敢于在面向失败中争取成功的情怀,而不是只计较成败得失。无论是基金会办大学(如西湖教育基金会),还是大学基金会创新(如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中国的基金会对大学改革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敦和基金会和浙江大学的合作协议,马一浮书院将成为浙江大学教育创新的实验性特区。双方初步形成了一套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在院长人选的确定、财务管理、书院方针的落实、重大活动的拟定上,都是共同商讨,光是理事会章程就往返5稿以上,这意味着社会力量对大学教育有了更多博弈、互动的空间。西湖大学更是立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基金会办大学的模式未来可期。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陈越光确立敦和基金会自我定位是“做守道者的同道,做步行者的陪伴,做探索者的后援”。他解释,敦和基金会不是散财童子,项目选择考验的是眼光、理解、战略。除了资金支持,敦和基金会还希望在观念和方法上和受助方产生互动,“比如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一些事情操作的方式;还有,我们能不能为他们赋能,怎么样帮助他们做筹资,怎么样提高他们内在机构的管理水准,怎么样帮他们找到平台。”无论是西湖大学、马一浮书院还是其他一些合作伙伴,陈越光都进入他们的决策层,他也要求自己的项目官员深入受助方的项目机构,这是敦和基金会机构文化的一部分。“如果项目官员只是在项目执行机构和基金会的财务部门之间做传递,就叫不深入项目。项目官员应站在资助方的角度,深入项目来获得成就感。”2018年1月19日,陈越光在京师大讲堂解析慈善文化的定义与结构层次。2018年4月16日,西湖大学第一届校董会第一次会议上经投票表决,全票通过聘任施一公为西湖大学校长。图为校董会秘书刘旻昊唱票校董陈越光监票。1544680620000责编:赵鹏《中国慈善家》2018年10月刊154468062000011[]//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3/20/04/20181213080442545.jpg
陈越光浙江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秘书长创办民办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型大学何其艰难,中国大陆至今未建成一所,何况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面对资金不足、缺乏行政许可的局面,汤一介束手无策。他自知现实前景暗淡,亲手把2000字的设想抄录下来,说如果不成,哪怕作为一份档案也行。汤一介一语成谶。设想真就成了“史料”,被锁进2米高的大铁皮柜。此后的岁月里,不管世事艰难、人心诡谲,汤一介仍穷尽心力办学,可惜结局不是沦为一纸空文,就是不得不半途而废或降格以求为民间培训机构,更甚的还有受骗受辱。近20年以后,陈越光为写作《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从故纸堆里翻出尘封的档案材料,满纸心酸。自1991年至今,陈越光一直兼任书院的副院长,见证了先生们(尤其是汤一介)创办私立大学的种种挺进与失败。《中国慈善家》2018年10月刊封面2017年9月2日,西湖高等研究院举行首届博士研究生开学典礼。“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在书院名称上,最初双方考虑仍以“复性”为名,最后确定为马一浮书院。陈越光说:“无论以马先生当年创办的书院命名,还是以马先生本人的名字命名,其精神追求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六经为道本,以淑世为关怀’,没有道本就只是无根之木,不讲淑世所谓人文精神就无从谈起。”马一浮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担任理事长,陈越光担任副理事长,院长人选却一度难以决定。计划2017年年内成立挂牌,但直到11月下旬仍无法落实人选。于是,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任少波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去北京请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当时,刘梦溪没有应承。11月28日,极冷的一天,吴朝晖亲自登门礼邀,和刘梦溪有近30年交往的陈越光作陪。刘梦溪很受感动:“当年竺可桢校长请马先生也就二次,梦溪何德何能,焉能有三?”最终,刘梦溪出任马一浮书院院长。同样要问,马一浮书院能成功吗?须知,当年复性书院便不算成功之举。在西湖大学和马一浮书院成与不成这个问题上,陈越光的信念是:“既然历史感动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可以成就感动后人的历史。”他说考验人的是立定文化传承的常数,敢于在面向失败中争取成功的情怀,而不是只计较成败得失。无论是基金会办大学(如西湖教育基金会),还是大学基金会创新(如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中国的基金会对大学改革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敦和基金会和浙江大学的合作协议,马一浮书院将成为浙江大学教育创新的实验性特区。双方初步形成了一套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在院长人选的确定、财务管理、书院方针的落实、重大活动的拟定上,都是共同商讨,光是理事会章程就往返5稿以上,这意味着社会力量对大学教育有了更多博弈、互动的空间。西湖大学更是立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基金会办大学的模式未来可期。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陈越光确立敦和基金会自我定位是“做守道者的同道,做步行者的陪伴,做探索者的后援”。他解释,敦和基金会不是散财童子,项目选择考验的是眼光、理解、战略。除了资金支持,敦和基金会还希望在观念和方法上和受助方产生互动,“比如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一些事情操作的方式;还有,我们能不能为他们赋能,怎么样帮助他们做筹资,怎么样提高他们内在机构的管理水准,怎么样帮他们找到平台。”无论是西湖大学、马一浮书院还是其他一些合作伙伴,陈越光都进入他们的决策层,他也要求自己的项目官员深入受助方的项目机构,这是敦和基金会机构文化的一部分。“如果项目官员只是在项目执行机构和基金会的财务部门之间做传递,就叫不深入项目。项目官员应站在资助方的角度,深入项目来获得成就感。”2018年1月19日,陈越光在京师大讲堂解析慈善文化的定义与结构层次。2018年4月16日,西湖大学第一届校董会第一次会议上经投票表决,全票通过聘任施一公为西湖大学校长。图为校董会秘书刘旻昊唱票校董陈越光监票。15446806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