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fTnw作者:章伟升hope.huanqiu.comarticle回望三十年:希望工程“老友记”/e3pmh4858/e7o7pkup4左起:黄传会、康晓光、徐永光、陈越光、杨铁钢、解海龙“2002年(有人)说我投资出问题,当时就是要把我‘打死’。这个时候,康晓光正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放弃了做访问学者,冲回来危机公关。这是什么感情?所以康晓光骂我几句就骂吧,我不理他就完了。”2018年9月25日,“北大光华·益行者之夜”活动上,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台下的康晓光和公益同仁说。众人轻笑,心领神会。2017年,徐永光出版《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书,继续大张旗鼓地鼓吹公益市场化。众人称道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一篇檄文《驳永光谬论》横空出世,把徐永光骂得体无完肤,措辞之激烈,令人咋舌。面对老友责难,徐永光心中不悦,却没有在舆论场上针尖对麦芒,先是沉默以对,后来一笑而过。上个世纪末,两人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结下深厚情缘,一晃30年。过来人说当年事发端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开创了中国公益社会,奠定了中国公益伦理,培养出一批中国早期公益人。此次“益行者之夜”,便是一场希望工程的“老友记”。这一天,公益界的“三光”——徐永光、康晓光、陈越光,希望工程宣传“三驾马车”——黄传会、解海龙、杨铁钢,与到场的公益同仁共同回望了自己与希望工程结缘的故事。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如今已年近古稀。康晓光在上世纪90年代深入研究过希望工程,他观察到,希望工程不仅是扶贫济困项目,更关键的是让社会自己(而非政府)来定义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自己提出解决方案,自己行动起来。“这是社会力量的一种爆发,社会自主性的觉醒。”康晓光不习惯鼓掌捧场,更直白地说他是常常拍案怒骂的人,《驳永光谬论》一文便是因措辞尖刻广受诟病,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甚至评价他是“外儒内法”,他的学生却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益行者之夜”的主办方希望他讲一件自己可笑的糗事,他拒绝了,他选择讲一件严肃的事。2018年初,康晓光的母亲去世。送别母亲之时,他猛然意识到,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爱的时候,往往就是为时已晚的时候。“经常听人说,要珍惜健康,要及时行乐,实际上,行善要及时,爱别人也要及时。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同胞,爱高山大河,爱蓝天白云,爱日月星辰。不要等将来,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公益是什么?康晓光说,是我们有能力去感受别人对我们的爱,同时也把我们的爱奉献给别人。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基会原副理事长陈越光带来了一块厚重的石头,上面刻着希望工程的徽章图案。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基会原副理事长陈越光带来了一块厚重的石头,上面刻着希望工程的徽章图案。那是他1991年刚参加希望工程时收到的纪念品。从那时至今,陈越光搬过4次家,办公室也搬过七八次,这块石头一直陪伴着他。“这个石头给人一种力量感,我们心中有一些软弱的东西,需要有一些坚强的东西和我们站在一起。”那块石头的形象是双手托着日出,对陈越光这一代参与公益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工程也是他们心中的日出。陈越光的一生,经历过很多艰难。至暗时刻,人脉没有用,资源没有用,聪明智慧也无济于事。浮沉之间,他体悟出两句话:“当你最困难的时候,所有外部力量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己的心愿之力;如果觉得环境是黑暗的,那么你自己就来做那道光,没有路标的时候,自己做自己的路标。”对于希望工程的成功,陈越光有一种极具人文关怀的认知。淮海战役之后,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话:“淮海战役是150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陈越光借它来比喻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的事业是几百万受助学生完成的,他们在时代不公平中,不去埋怨时代,而是用感恩的方式来接受援助,他们才是冲锋陷阵的正规军,参与其中的公益人只是在边上推了一会儿车、挑了一点担子的民工,仅此而已。“这里的人就是满脑子都是搞希望工程”—这是青基会留给黄传会的印象。有一次去香港商谈《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出版事宜,徐永光说要给女儿买一件衣服,拉着黄传会去逛铜锣湾的商场。他相中一件329港币的衣服,说要货比三家,转了一圈之后发现一件同样的衣服,标价也是329港币。徐很感慨:“香港的买卖很公平,刚才的店和这个店价格一样。”黄传会提醒他,这家店就是刚才那家店。回大陆前一晚,徐永光给儿子买了一双鞋,到酒店收拾行李时发现,两只鞋的方向是顺的。俩人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商城,发现售货员也正急着要找他们,“他说你把两只顺鞋拿走了,剩下两只我怎么卖?”黄传会笑说,徐永光搞希望工程太累了,脑子都搞残了。1991年,中国青基会计划做希望工程全国百场巡回义演。第一场效果不理想,经人推荐,徐永光找到了杨铁钢,请他来接手义演的事。杨铁钢用了半年时间学习协调、广告、捐款等一系列演出之外的功课,事无巨细。历经千辛万苦,最后以69场义演告终。“按照中国四舍五入的传统习惯,我们也可以号称百场了。“杨铁钢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巡回义演团结了全球很多华人,崔健、台湾女歌手潘美辰都曾是义演团队成员,“这么多场演出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每一场演出都非常成功,我认为在成功的背后,是每场晚会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大眼睛》拍摄者解海龙与希望工程的故事更多。1990年底,他在河北涞源看到一个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他决定用一年时间跑遍全国的大山,拍出一组反映孩子渴望读书、老师辛勤耕耘的照片。不久,他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块宣传黑板上看到一句话:“朋友,让我们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来帮助一个少年”,落款是中国青基会。他一路小跑到中国青基会所在的办公楼,等不及电梯从2楼下来,靠着双脚爬到了10楼的中国青基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问他来干什么,解海龙自我介绍说是做摄影的,想加入希望工程,需要一封介绍信和中国贫困地区分布图。解海龙清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5日(学雷锋日),他与徐永光初次相识。“永光说,你还有什么要求?不需要钱吗?我当时一听太高兴了,这还给钱?我刚要说,一看不对,这是一个坑。我就说,我没想过要钱,你们能给我一封证明我身份的介绍信,我就心满意足。”徐永光一听乐了—不要钱,才是真的要干事。双方当场签署了合作协议。解海龙回忆的协议内容令全场观众“哄笑”,“我要用我自己的相机,路费自己掏,拍的片子一张不差全部给中国青基会(不给我一分钱),还没有保障。”最后,徐永光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一定要保证生命安全。如果你自己不能保证,我们也不好管,但是我希望你每次拍完东西都要回来。”1544696160000责编:赵鹏《中国慈善家》2018年10月刊154469616000011[]//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1213/20/04/20181213080420684.jpg
左起:黄传会、康晓光、徐永光、陈越光、杨铁钢、解海龙“2002年(有人)说我投资出问题,当时就是要把我‘打死’。这个时候,康晓光正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放弃了做访问学者,冲回来危机公关。这是什么感情?所以康晓光骂我几句就骂吧,我不理他就完了。”2018年9月25日,“北大光华·益行者之夜”活动上,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台下的康晓光和公益同仁说。众人轻笑,心领神会。2017年,徐永光出版《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书,继续大张旗鼓地鼓吹公益市场化。众人称道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一篇檄文《驳永光谬论》横空出世,把徐永光骂得体无完肤,措辞之激烈,令人咋舌。面对老友责难,徐永光心中不悦,却没有在舆论场上针尖对麦芒,先是沉默以对,后来一笑而过。上个世纪末,两人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结下深厚情缘,一晃30年。过来人说当年事发端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开创了中国公益社会,奠定了中国公益伦理,培养出一批中国早期公益人。此次“益行者之夜”,便是一场希望工程的“老友记”。这一天,公益界的“三光”——徐永光、康晓光、陈越光,希望工程宣传“三驾马车”——黄传会、解海龙、杨铁钢,与到场的公益同仁共同回望了自己与希望工程结缘的故事。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如今已年近古稀。康晓光在上世纪90年代深入研究过希望工程,他观察到,希望工程不仅是扶贫济困项目,更关键的是让社会自己(而非政府)来定义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自己提出解决方案,自己行动起来。“这是社会力量的一种爆发,社会自主性的觉醒。”康晓光不习惯鼓掌捧场,更直白地说他是常常拍案怒骂的人,《驳永光谬论》一文便是因措辞尖刻广受诟病,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甚至评价他是“外儒内法”,他的学生却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益行者之夜”的主办方希望他讲一件自己可笑的糗事,他拒绝了,他选择讲一件严肃的事。2018年初,康晓光的母亲去世。送别母亲之时,他猛然意识到,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爱的时候,往往就是为时已晚的时候。“经常听人说,要珍惜健康,要及时行乐,实际上,行善要及时,爱别人也要及时。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同胞,爱高山大河,爱蓝天白云,爱日月星辰。不要等将来,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公益是什么?康晓光说,是我们有能力去感受别人对我们的爱,同时也把我们的爱奉献给别人。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基会原副理事长陈越光带来了一块厚重的石头,上面刻着希望工程的徽章图案。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基会原副理事长陈越光带来了一块厚重的石头,上面刻着希望工程的徽章图案。那是他1991年刚参加希望工程时收到的纪念品。从那时至今,陈越光搬过4次家,办公室也搬过七八次,这块石头一直陪伴着他。“这个石头给人一种力量感,我们心中有一些软弱的东西,需要有一些坚强的东西和我们站在一起。”那块石头的形象是双手托着日出,对陈越光这一代参与公益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工程也是他们心中的日出。陈越光的一生,经历过很多艰难。至暗时刻,人脉没有用,资源没有用,聪明智慧也无济于事。浮沉之间,他体悟出两句话:“当你最困难的时候,所有外部力量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己的心愿之力;如果觉得环境是黑暗的,那么你自己就来做那道光,没有路标的时候,自己做自己的路标。”对于希望工程的成功,陈越光有一种极具人文关怀的认知。淮海战役之后,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话:“淮海战役是150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陈越光借它来比喻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的事业是几百万受助学生完成的,他们在时代不公平中,不去埋怨时代,而是用感恩的方式来接受援助,他们才是冲锋陷阵的正规军,参与其中的公益人只是在边上推了一会儿车、挑了一点担子的民工,仅此而已。“这里的人就是满脑子都是搞希望工程”—这是青基会留给黄传会的印象。有一次去香港商谈《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出版事宜,徐永光说要给女儿买一件衣服,拉着黄传会去逛铜锣湾的商场。他相中一件329港币的衣服,说要货比三家,转了一圈之后发现一件同样的衣服,标价也是329港币。徐很感慨:“香港的买卖很公平,刚才的店和这个店价格一样。”黄传会提醒他,这家店就是刚才那家店。回大陆前一晚,徐永光给儿子买了一双鞋,到酒店收拾行李时发现,两只鞋的方向是顺的。俩人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商城,发现售货员也正急着要找他们,“他说你把两只顺鞋拿走了,剩下两只我怎么卖?”黄传会笑说,徐永光搞希望工程太累了,脑子都搞残了。1991年,中国青基会计划做希望工程全国百场巡回义演。第一场效果不理想,经人推荐,徐永光找到了杨铁钢,请他来接手义演的事。杨铁钢用了半年时间学习协调、广告、捐款等一系列演出之外的功课,事无巨细。历经千辛万苦,最后以69场义演告终。“按照中国四舍五入的传统习惯,我们也可以号称百场了。“杨铁钢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巡回义演团结了全球很多华人,崔健、台湾女歌手潘美辰都曾是义演团队成员,“这么多场演出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每一场演出都非常成功,我认为在成功的背后,是每场晚会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大眼睛》拍摄者解海龙与希望工程的故事更多。1990年底,他在河北涞源看到一个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他决定用一年时间跑遍全国的大山,拍出一组反映孩子渴望读书、老师辛勤耕耘的照片。不久,他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块宣传黑板上看到一句话:“朋友,让我们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来帮助一个少年”,落款是中国青基会。他一路小跑到中国青基会所在的办公楼,等不及电梯从2楼下来,靠着双脚爬到了10楼的中国青基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问他来干什么,解海龙自我介绍说是做摄影的,想加入希望工程,需要一封介绍信和中国贫困地区分布图。解海龙清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5日(学雷锋日),他与徐永光初次相识。“永光说,你还有什么要求?不需要钱吗?我当时一听太高兴了,这还给钱?我刚要说,一看不对,这是一个坑。我就说,我没想过要钱,你们能给我一封证明我身份的介绍信,我就心满意足。”徐永光一听乐了—不要钱,才是真的要干事。双方当场签署了合作协议。解海龙回忆的协议内容令全场观众“哄笑”,“我要用我自己的相机,路费自己掏,拍的片子一张不差全部给中国青基会(不给我一分钱),还没有保障。”最后,徐永光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一定要保证生命安全。如果你自己不能保证,我们也不好管,但是我希望你每次拍完东西都要回来。”154469616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