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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模式能拯救全球气候变化吗?

2013-09-29 10:58 中外对话 我有话说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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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wecand

  有效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遥遥无期、多国深陷政治僵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范围较小的城市治理模式中借鉴经验?本文是皇家艺术学会亨利·基平对《假如市长治理世界》一书作者本杰明·巴伯的采访。

  城市领导人所需的能力和面临的现实都与国家领导人大大不同。

  亨利·基平:你是怎样开始关注城市及其在解决全球问题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的?

  本杰明·巴伯: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使民主在各种不同的机构和各种不同的规模上发挥作用。我们都知道民主诞生于城邦,经过古代和中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但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城市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机构了。一个国家有成百上千万人要参与讨论,这迫使我们把民主从直接参与的模式升级成为代议制。

  正如城邦规模太小难以满足新型国家机构的需求一样,我们如今面对的挑战都是相互联系的——无论是疾病、全球变暖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启蒙时代诞生的民族国家机制已经成为了阻碍我们解决这些跨境挑战的绊脚石。2005年前后我参与的一个项目试图探寻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架构才适合解决本世纪如此大规模的、相互联系的挑战,以及这种治理架构是否可以民主。

  我的书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论述城市的。但我越是深入研究城市的运作,越是清晰地发现在利用非正式网络和解决跨境问题方面,城市遥遥领先于我所研究的其他所有机构。城市中有大量的合作和非正式治理。而且,由于城市的本地性质和规模特征,它们比那些在国际网络中与它们竞争的企业机构更为民主。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开始人类利用城邦解决问题,后来城邦开始渐渐显得规模太小。在后封建制的欧洲和新世界,民族国家取代了城邦制,却又被发现不足以解决全球性问题。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返回民主的诞生地——城市——是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呢?在探寻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方案的过程中,城市这个考察对象一下子便显得与众不同。

  还有一件事也变得明显。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假如市长治理世界》,但副标题是“为什么应该由他们来治理世界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我提倡的解决方案已被付诸实施,虽然不是以全球治理的名义,而是像C40以及和平市长会议这样以沟通交流或是跨城市合作的名义开展的。也就是说我这本书不但论述了为什么城市可以做到国家做不到的事情,也指出城市已经在做国家不能为之事。人类迈向全球城市治理的旅程比我想象得要短。

  还有一点可以作为佐证。911之后我建立了一家名为“共生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每年我们都会到世界上的一个城市开会,探讨人类相互依存的现实以及民间、宗教和学术领袖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帮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支持来自于市长,而不是首相或者国家元首。我意识到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是基于城市的。共生运动是证明城市日益重要的一项关键证据。

  基平:从智慧城市运动这样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你的想法确实有道理。比如阿姆斯特丹就制定了到2025年将碳排放减少40%的宏伟目标,比欧盟的整体目标高出一倍。城市层面似乎是可以达成社会、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联合的。

  巴伯:确实。各国在哥本哈根和里约热内卢开会试图制定接替《京都议定书》的全球协约,但不幸的是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前来开会都只是为了说明他们国家的主权不允许他们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好在除了国家元首之外,市长们也在开会。市长们持续探讨,签订了公约,并且切实地展开了行动。

  更进一步地说,全球80%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都来自人口五万以上的大城市。因此,如果城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除了阿姆斯特丹之外,洛杉矶也清理了港口,减少了三到四成碳排放量——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即便美国中国什么都不做,各个城市就可以为问题的解决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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