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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NGO十五年防艾路

2013-12-16 09:46 公益时报 我有话说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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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穿着卡通服装与行人拥抱,呼吁关爱艾滋病患者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全国共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43.4万例。1至9月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7万例,全国开展艾滋病检测807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9%。

  自1985年中国内地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中国官方,还是在民间,艾滋病都是个暧昧的字眼。这种情况在过去数十年间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其间政府之外正在崛起的民间力量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从“四免一关怀”到一系列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再到政府层面引入境外资源支持,民间防艾组织一度发展壮大,并逐渐显露出民间NGO扎根社区,在艾滋病发现、检测、提供咨询关怀等服务方面特殊的价值。如今外资大规模撤离或投入方向转型,民间组织的发展即将面临优胜劣汰、争取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加强合作等一系列挑战。

而一年前的11月26日是杨杰终生难忘的日子,当天,他和其他11名民间防艾组织工作者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李克强面对面座谈。杨杰是会上第一个代表民间防艾工作者发言的,他向《公益时报》记者回忆,当时总理告诉大家不要歌功颂德,要讲困难,还强调,在艾滋病传播途径更隐蔽、更私密等新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更具有独特作用。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社会组织以扶持,研究建立防艾基金,多元出资给予支持。要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更多地向社会购买服务,完善对公益性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

如今相比十多年前,杨杰感到民间防艾工作的大环境好了太多,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最近,杨杰正跑着注册的事儿,他觉得或许离“有个名分”真的不远了。

一、一个自发的志愿者

1999年,在北京工作的杨杰,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这个词,是因为一个朋友家中收留了一个因献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年轻人,他从农村走出来考上大学、当了老师,本来好好地,却因为感染了艾滋病而下岗了,没有工作也不敢见人。

“艾滋病平常会传染吗?”杨杰问。朋友告诉他,没事儿,日常接触不会感染,有性行为时候戴套就行。

杨杰觉得艾滋病没有那么可怕,于是做起了个人志愿者,具体做点什么呢?对艾滋病一知半解的他,思来想去,就到浴池里发安全套吧。由于大环境对于公共场合发放安全套这件事还不能接受,杨杰顶着异样的眼光、认为只要把安全套方法下去,就能避免艾滋病传染,“但是具体艾滋病怎么回事,我根本就不知道。”

杨杰和朋友们对于艾滋病知识的匮乏,并不难理解,不论公众还是政府,对于“艾滋病”三个字都有点措手不及。

1985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一个阿根廷籍华人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但十几年间,中国公众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从不知道到误解、恐慌、谈艾色变。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1988年,全国发现的HIV感染者每年只有一到几十例,到了1989年至1994年,每年都会统计发现几百例的HIV感染者,这些人的感染绝大部分与静脉注射毒品有关。

而到了1995这一年,形势突变,HIV的感染者人数从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1567例。这些感染者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安徽等地的“卖血村”。

这个现象得到了重视,当年9月26日,卫生部疾控司根据国务院的批复,下发《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卫疾控发1995第25号文件,后简称《意见》),这也是由国务院批准下发的针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彼时,距离中国大陆上发现并确诊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已有十年整。

“那几年还是很泛泛地、一般性地进行大众健康教育,对于高危人群就是借鉴的亚洲其他地方的经验,比如泰国的做法是倡导性工作者工作时候要用安全套,吸毒的人不能跟别人共用针具,也是中国初期的主导方向和策略。”盖茨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如是说,“但是你怎么能保证每个性工作者用安全套,吸毒的人毒瘾犯了还会记得用谁的针具,如果都做到了艾滋病就不传播了吗?”

二、感受到政策暖流

从199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杨杰一直做着另类的志愿者,自己搭了好几万块钱,“当时就是为了做点喜欢的事儿,也没想太多为什么。”

工作之余,杨杰在酒吧等夜生活场所搞活动、发放安全套,组建了网络视频聊天室、请专家讲解宣传艾滋病知识,“非议的人不少,但也找到了一起坚持的朋友,所以也不管别人说什么。”

当时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教授跟他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往里搭钱是个无底洞不说,影响范围也有限,得找个组织。”

“我一想也是,得寻求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做,寻求更多的机构支持。”杨杰发现,别的城市已经出现了专门防艾、为患者提供服务的组织,天津还没有。“那我就做一个组织吧,专门开展相关服务,也不用单打独斗了。”

于是,在2004年天津深蓝工作组成立了。

工作组成立后,杨杰与天津市疾控中心有了第一次合作。“当时我们记的是去帮忙,号召大家做检测,疾控中心派了医生护士到现场,半个小时采了50份血样。除此之外我们也不知道提供咨询啊、心理辅导啊,面对现场一百多人,什么都不会做。”

也正是2004年,杨杰感受到了政策跟以前有不一样了,可以在公开场合宣传防治艾滋病,而不是晚上偷偷摸摸的了。

的确,政府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正视和准备对抗艾滋病的大规模来袭。当时兼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明确表示,中国将“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不失时机全面推进防治工作,坚决遏制艾滋病在中国快速传播和流行的势头”。

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颁布《艾滋病防治条例》,将“四免一关怀”政策制度化、法律化。杨杰说,“四免一关怀”政策至今都是对所有艾滋病感染者最大的福音。“最简单的例子,以前检查出来疑似感染想确诊,就得交800块钱呢,当时一些人支付不起,民间组织也无力承担,那么现在呢,检查、用药,都免费了。”

但即便有这样的政策,当时绝大部分人将艾滋病与耻辱划等号。工作开展不下去,“隐瞒病情”是个无法突破的瓶颈。当年报备病例的感染者不足4万,但据专家估计全国应超过80万。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防艾工作举步维艰、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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