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E2EZ hope.huanqiu.comarticle特大城市“外人”聚居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难/e3pmh4858/e7o8kso2r报告封面【环球网记者 叶芳】对于在京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外来人口,“驻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也要求当事人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较差生活环境、住房条件、医疗及卫生状况,和孩子入学或“留守”等各类问题。即便如此,仍有超过50%的低收入外来务工者表示愿意留在北京,他们在京平均工作时间超过6年。这是一个数量庞大、问题与需求都亟待被关注的群体。近日,社会资源研究所(SRI)发布了《北京城.外人》,即外来人口聚居区公共服务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以北京市六环以内、常住居民超过1万人,其中外来人口比例超过50%、住房为非商品房小区为遴选标准,对“聚居区”(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集中居住的区域)内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居民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并给出了建议。聚居区公共服务的现状《报告》显示,受访聚居区的常住人口平均为3万,部分大型聚居区人口总数超过10万;受访者对聚居区公共服务评价低于一般水平;大部分受访者仅具有初中文化,从事服务业,月收入不足2500元。 记者从聚居区居民唐女士处获知,同一聚居区的居民很“抱团”,他们的工作通常由互相介绍获得,在生活上也彼此熟悉,因此,即使房租连年看涨、生活环境并不理想,也不愿意离开现在的聚居地。这也是聚居地人口不断膨胀及各类问题频发、需求难以获得满足的原因之一。现状:•教育:虽然北京市政府已放开外来人口子女在京就学的限制,但仅有19.5%的受访者能够让孩子在公办学校上学;;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获得入学名额需托人送礼或缴纳赞助费。•医疗:29.7%的受访者前往私人诊所看病;23.8%自己买药吃;选择去公立“大医院”的受访者比例为18.7%;拥有农村医疗保险的比例为61.7%,21.2%的受访者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障。•文体:有32.0%的受访者表示社区开展过文体娱乐活动,但只有6.1%的人参加过;12.8%的受访者认为外地人不能公平使用社区文体娱乐设施。•环境卫生:67.2%的受访者对社区环境卫生不满意。•住房状况:租住平房的人最多,达到62.1%。住所平均居住人数超过4人,人均居住面积为7.9平方米。在改善居住状况上,40.8%的受访者期望政府能够建设廉租房。综上所述,环境卫生(48.6%),住房状况(47.6%),医疗保健(40.9%)这3项公共服务的缺失对受访者生活影响最大,也是人们最期待改善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研究所建议除去政府在财力、人力上的投入不能匹配聚居区实际居民规模所产生的公共服务需求之外,聚居区在特大城市的发展中始终处于一个“即将被拆迁”的定位。在这种预期下,聚居区内的房屋提供者追求以最小成本获得短期内最大利益,因此条件简单、面积狭小的违规建筑便成为首选。如果政府不能提供相应的政策类住房,居民对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就很难实现。在环境卫生方面,为了改善社区环境而增加的排污管道、封闭垃圾箱等硬件设施是否能到位,也需要结合对社区拆迁可能性的评估,避免成为“沉没成本”。因此,为了回应聚居区居民的诉求,针对聚居区公共服务的提升需要聚焦在“软性服务”上。例如,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使得居民们可以将一部分活动从狭小的房间内“挪出”,同样起到了改善居住条件的目的。首先,在目标的设立上,可优先考虑社区环境改善和住房条件改善,这属于在北京市一级政府的权限范围之内,而医疗保险等仍需要考虑到全国社保转移接续的制度进程。其次,在社区操作层面,考虑到聚居区仍存在较大拆迁可能,因此应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设施和资源,或者使用可回收、可拆迁重复利用的设施(例如集装箱等活动设备)。《报告》发现社区活动场所存在闲置情况,与此同时,多数在社区提供服务的NGO又反馈缺乏活动场地,或者需要在租赁活动场地上花费大量费用。因此,有必要先让社区内已有的资源“活”起来;借用NGO的专业能力。调查发现,一些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提供了内容广泛的兴趣班、才艺班,但由于信息发布渠道较为单一,只有少数北京户籍居民知晓。另有一些社区,则存在组织、协调人员缺乏的情形。NGO的优势在于对社区居民需求的挖掘、社区组织,以及联络各种外部资源的投入。例如通过与企业的联系,调动不同行业的企业志愿者,为社区提供就业培训、职业规划讲座等。由此可以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以弥补过渡阶段政府资金的不足;考虑到不同类型的聚居区,在公共服务需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城郊混居区的居民对就业与培训的需求更为旺盛,在聚居区公共服务的改善上,也就存在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以尽量匹配居民的真实诉求。而NGO的优势也在于搜集具体“点”上的信息,照顾到个案的需求。因此,在聚居区层面尽量纳入NGO,并以其作为公共服务的部分提供者,能够保证资源实现点对点的匹配使用,较少浪费。调查后续遗憾的是,社会资源研究所虽然对低收入外来人口聚居地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调研,并给出了建议,但受政策等因素的限制并没有继续推动方案“落地”的计划。对此,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涛解释称,“这个群体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特别庞大,他们无处不在,但是没有自己的声音,人们并不知道这七八百万人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这个群体进入公众的视野。其次,我们是想在‘控制人口’这种主流的声音之外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并且,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多家NGO扎根于这样的社区并在积极开展工作,如农民之子、一砖一瓦等,虽然各方的力量在这个庞大的群体面前显得有点单薄,但至少,人们不再仅仅依靠“驱逐”的手段简单粗暴地对待低收入外来人口。未来,各方力量协作推动其环境改善将成为大势所趋,研究机构通过调研等手段从宏观上解析现状及问题;NGO结合研究成果及一线需求就近采取行动;当事人(外来人口等)自发努力寻求改善;媒体借助各类平台传播以上各方进展并搭建平台等。环球公益将持续关注低收入外来人口聚居地状况的改善。注:文章部分内容引用自社会资源研究所《北京城•外人》研究报告(外来人口聚居区网站:http://sri.iyiyun.cc/plus/list.php?tid=16)139044066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yefang环球网139044066000011[]//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4/0121/20140121043406761.jpg
报告封面【环球网记者 叶芳】对于在京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外来人口,“驻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也要求当事人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较差生活环境、住房条件、医疗及卫生状况,和孩子入学或“留守”等各类问题。即便如此,仍有超过50%的低收入外来务工者表示愿意留在北京,他们在京平均工作时间超过6年。这是一个数量庞大、问题与需求都亟待被关注的群体。近日,社会资源研究所(SRI)发布了《北京城.外人》,即外来人口聚居区公共服务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以北京市六环以内、常住居民超过1万人,其中外来人口比例超过50%、住房为非商品房小区为遴选标准,对“聚居区”(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集中居住的区域)内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居民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并给出了建议。聚居区公共服务的现状《报告》显示,受访聚居区的常住人口平均为3万,部分大型聚居区人口总数超过10万;受访者对聚居区公共服务评价低于一般水平;大部分受访者仅具有初中文化,从事服务业,月收入不足2500元。 记者从聚居区居民唐女士处获知,同一聚居区的居民很“抱团”,他们的工作通常由互相介绍获得,在生活上也彼此熟悉,因此,即使房租连年看涨、生活环境并不理想,也不愿意离开现在的聚居地。这也是聚居地人口不断膨胀及各类问题频发、需求难以获得满足的原因之一。现状:•教育:虽然北京市政府已放开外来人口子女在京就学的限制,但仅有19.5%的受访者能够让孩子在公办学校上学;;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获得入学名额需托人送礼或缴纳赞助费。•医疗:29.7%的受访者前往私人诊所看病;23.8%自己买药吃;选择去公立“大医院”的受访者比例为18.7%;拥有农村医疗保险的比例为61.7%,21.2%的受访者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障。•文体:有32.0%的受访者表示社区开展过文体娱乐活动,但只有6.1%的人参加过;12.8%的受访者认为外地人不能公平使用社区文体娱乐设施。•环境卫生:67.2%的受访者对社区环境卫生不满意。•住房状况:租住平房的人最多,达到62.1%。住所平均居住人数超过4人,人均居住面积为7.9平方米。在改善居住状况上,40.8%的受访者期望政府能够建设廉租房。综上所述,环境卫生(48.6%),住房状况(47.6%),医疗保健(40.9%)这3项公共服务的缺失对受访者生活影响最大,也是人们最期待改善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研究所建议除去政府在财力、人力上的投入不能匹配聚居区实际居民规模所产生的公共服务需求之外,聚居区在特大城市的发展中始终处于一个“即将被拆迁”的定位。在这种预期下,聚居区内的房屋提供者追求以最小成本获得短期内最大利益,因此条件简单、面积狭小的违规建筑便成为首选。如果政府不能提供相应的政策类住房,居民对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就很难实现。在环境卫生方面,为了改善社区环境而增加的排污管道、封闭垃圾箱等硬件设施是否能到位,也需要结合对社区拆迁可能性的评估,避免成为“沉没成本”。因此,为了回应聚居区居民的诉求,针对聚居区公共服务的提升需要聚焦在“软性服务”上。例如,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使得居民们可以将一部分活动从狭小的房间内“挪出”,同样起到了改善居住条件的目的。首先,在目标的设立上,可优先考虑社区环境改善和住房条件改善,这属于在北京市一级政府的权限范围之内,而医疗保险等仍需要考虑到全国社保转移接续的制度进程。其次,在社区操作层面,考虑到聚居区仍存在较大拆迁可能,因此应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设施和资源,或者使用可回收、可拆迁重复利用的设施(例如集装箱等活动设备)。《报告》发现社区活动场所存在闲置情况,与此同时,多数在社区提供服务的NGO又反馈缺乏活动场地,或者需要在租赁活动场地上花费大量费用。因此,有必要先让社区内已有的资源“活”起来;借用NGO的专业能力。调查发现,一些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提供了内容广泛的兴趣班、才艺班,但由于信息发布渠道较为单一,只有少数北京户籍居民知晓。另有一些社区,则存在组织、协调人员缺乏的情形。NGO的优势在于对社区居民需求的挖掘、社区组织,以及联络各种外部资源的投入。例如通过与企业的联系,调动不同行业的企业志愿者,为社区提供就业培训、职业规划讲座等。由此可以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以弥补过渡阶段政府资金的不足;考虑到不同类型的聚居区,在公共服务需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城郊混居区的居民对就业与培训的需求更为旺盛,在聚居区公共服务的改善上,也就存在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以尽量匹配居民的真实诉求。而NGO的优势也在于搜集具体“点”上的信息,照顾到个案的需求。因此,在聚居区层面尽量纳入NGO,并以其作为公共服务的部分提供者,能够保证资源实现点对点的匹配使用,较少浪费。调查后续遗憾的是,社会资源研究所虽然对低收入外来人口聚居地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调研,并给出了建议,但受政策等因素的限制并没有继续推动方案“落地”的计划。对此,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涛解释称,“这个群体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特别庞大,他们无处不在,但是没有自己的声音,人们并不知道这七八百万人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这个群体进入公众的视野。其次,我们是想在‘控制人口’这种主流的声音之外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并且,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多家NGO扎根于这样的社区并在积极开展工作,如农民之子、一砖一瓦等,虽然各方的力量在这个庞大的群体面前显得有点单薄,但至少,人们不再仅仅依靠“驱逐”的手段简单粗暴地对待低收入外来人口。未来,各方力量协作推动其环境改善将成为大势所趋,研究机构通过调研等手段从宏观上解析现状及问题;NGO结合研究成果及一线需求就近采取行动;当事人(外来人口等)自发努力寻求改善;媒体借助各类平台传播以上各方进展并搭建平台等。环球公益将持续关注低收入外来人口聚居地状况的改善。注:文章部分内容引用自社会资源研究所《北京城•外人》研究报告(外来人口聚居区网站:http://sri.iyiyun.cc/plus/list.php?tid=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