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底的英格兰还在倒春寒。“生态社区农业合作社”是人们在寻求多元化自救途径的过程中,建立起的新型农业模式之一。
本次访谈对象为英国生态社区经济学家、罗汉普顿大学绿色经济持续发展战略部部长、英国绿党经济发言人莫莉·斯各特·卡托(Molly Scott Cato)教授,她在Stroud 镇的农场,也叫‘社区绿色经济农业合作社’,那是她倡导的‘生态社区经济理念’(Bioregional Economy)的实践基地之一。
莫莉,这位已被选为欧盟西南绿党主席 2014 年竞选人的著名教授、政治家,生活中的她,和在 youtube 上看到的那位在一群西装革履的男性政客面前侃侃而谈的“女高知”的形象截然不同,朴实无华,她的感觉更符合另一个身份——三个孩子的妈。
古老的 SROUD 镇,很多建筑在中世纪时就已经有了。这也是莫莉选择在这里居住的原因。
有时候得颠覆一下各自为政的居住理念
“若干年前,我提出我的生态社区经济理念,很多人都当我是疯子。但是我从不相信自己疯了。等有一天地球上再也没有石油了,再也没有纯净水了,再也没有可再生资源了,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才是疯子!”莫莉自信地说。莫莉曾在她的一篇公开演讲《不求富贵,但求生活》(There is no Wealth but Life)里说:“当经济学家们研究梵高的绘画到底值多少钱时,他们忘了,衡量它的工具除了货币以外,还有它的美学价值和哲学价值。而这些被商品消费忽略的价值恰恰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正如金钱无法衡量自然界的价值一样。”
Cashes Green 是 Stroud 镇的一个街区,在街区中心有一家废弃的、年代悠久的医院,当地的绿党组织和该街区居民一起,几年前开始了针对这栋医院的改造,在保留医院整体建筑的基础上,将其扩展为一个社区房屋工程。建成后的房屋,一半将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低收入人群居住,另一半将用来建设绿色经济市场。
作为该工程的参与者之一,莫莉和她的绿党同仁要在即将建成的工程上拍宣传照片。工地上已经站着十几位兴高采烈的绿党成员,看得出来,他们对此项目充满了信心。莫莉私下对我说,她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分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构想:客厅、客房甚至厨房可否作为公共空间与住户们分享呢?如果可以的话,将节约很多住房资源。这并不等于说要倒退到你们‘文革’时期大食堂那样丝毫不尊重个人隐私的年代。只是我们有时候得颠覆一下各自为政的居住理念,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拍完照片,下起了大雨,莫莉饿得两眼冒光,她苦笑:“你如果每天骑自行车翻山越岭,你就知道我的感受了。”她的朋友,一位绿党成员,立刻同情地给了她一块小饼干。忙碌到下午两点,我们才终于走进一家叫 Tom Morrow’s的餐馆,它以专卖有机食品、提倡生物动力学而出名,所以绿党成员们几乎把它当成了聚餐的食堂和非正式会议的据点。
“现在该带你去农场了!”莫莉放下刀叉,利索地拿起外套。本以为要冒着大雨、扛着相机,在陡峭凶险的环山公路上,跟着莫莉的超级无敌自行车徒步上一个小时,当得知“不驾不飞”的她早已租好了一辆车,一时间竟感动得有点语无伦次,对着她租的那辆难看的蓝色小吉普,赞美了起来。“租车,其实不算是一个太坏的想法,对吧?”莫莉一边熟练地掌握着方向盘,一边笑道:“我租的车来自汽车俱乐部,每月交 12 英镑会员费,急用时只需交上 3 英镑租金,开上个把两个小时,虽然也算作恶,但是跟每天开车上下班相比不那么恶,是不是?”莫莉虽然平日不提倡自驾车,此时开起车来却像一个淘气的小孩,聊到高兴之处,竟然两手悬空,显然车技过人。
物质和心理上都自给自足的状态
终于看到了莫莉引以为豪的农场,它分为占地 23 英亩的 Hawkwood 农场和占地 24 英亩的 Brookthorpe 农场(1 英亩= 4046.86 平方米)。因为近来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农场显然也遭了殃,蔬菜看上去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奶牛们倒还好,心满意足地在牛棚里吃着甘草,见到莫莉,以为有点心,立刻摇头摆尾地走近来。“走开,走开,想吃下午茶,先要有耐心!” 莫莉对着奶牛们叫道。
“我们的农场和其他农场不一样,并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有风险时,大家就一起承担。首先,我们的农场叫生态社区农场,是生态社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概念在 2001 年就已经形成了。” 莫莉解释道,“我们,即 Stroud 社区农业部(Stroud Community Agriculture)在召开了很多次会议以后,决定启用合作社的理念,这就意味着消费者直接与生产者进行合作。自 2006 年开始,我们相继从政府那里租下了这片土地,雇用专业的农夫进行耕种。消费者那边,每人每月只需交纳 37 英镑就可以获得足够一到两人食用的每日蔬菜供给,至于食量大的用户,只需另外交纳 26 英镑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蔬菜供给,肉类和蛋类的供给方式也相似 。”
“低收入和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贫困用户,则设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因为这笔钱是事先预付的,很多用户会先预付一年,这就为购买农具、交纳地租、对付自然灾害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当收成不好时,我们就从其他地区的生态社区农业合作社购买产品,以补充我们的供给不足。
目前,每个农场有 200 多户家庭用量,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希望租下更多的土地,将农场扩大到 100 英亩,这样我们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大用户量。另一种形式的支援是,每户每月交纳 3 英镑(穷人 2 英镑),注册为农场会员,作为会员可以参与农场的各种庆祝活动、讲座等等。农场的一切行动、政策、开支是全透明的,定期公布在网站上 坦诚地说,这就是我的生态社区经济理念。其目标是在低增长、低消费的基础上,达到一种物质和心理上都自给自足的状态 ”
从农场参观回来,莫莉请记者到她家里喝下午茶。她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里面陈设朴素,架上除了书,无非就是一些手工制作的小卡片和工艺品。几张靠背椅,是她用木头和草藤亲手制作的,稚气可爱的雕工处处可见。
B=记者 M=莫莉·斯各特·卡托(Molly Scott Cato)
B:人们在设想生态社区社会的图景时,也许会感到困惑,特别是想到自耕自种、自己纺织,甚至用印着绿色叶子的货币代替流通的货币进行交换时,他们可能会把西方后嬉皮社会的图景和生态社会的图景混淆起来。怎样才能在第一时间把它们区分开呢?
M:生态社区的构想,并非单纯地建立在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之上,它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单一供给制度的变革的需要之上。目前的供给制度已经为地球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我们首先要问自己:“人类福利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减少 9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生态社区经济以社区生态保护为宗旨,发展地方产业,依赖地方产业资源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对人类是一大贡献。生态社区主义在“我们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上,比起那些嬉皮更讲求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
B:你个人是如何参与 Stroud 生态社区经济建设的?
M:我花了三年时间在 Stroud 社区农业部工作,之后我建立了 Stroud 重置项目(Stroud pound)。这个项目包括你看到的两个农场,它们以鼓励当地消费者购买地方产品、支持地方产业为宗旨。再往后,我被选为 Stroud 区议员,通过向英国议会提交方案的方式,为今年的 Stroud 社区农业部争取到了 10 万英镑的政府资金,这笔资金将用于地方产业中再生能源的投入。我们正在召开一个会议,将以再生能源的成效为楷模,争取明年的资金。
B:你的生态社区经济理念的灵感从哪里来?
M:早在 60 年代,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就已经涌现了许多生态社区经济的成功案例。此外,美国作家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在政治分散主义(political decentralism)、环境保护论、劳工福利运作技巧等方面的著作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最终极的灵感则来自大自然本身,以及我赖以生存的那个世界的美。
B:生态社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哪里?
M:虽然理论上来说,共产主义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但在现实中,它意味着一个非常强硬的公有制国家(state)。生态社区主义接受政府的领导角色,其条件是,政府能够在不同层面创造一个让市场良性运作的框架,并能够提供一个允许那些有个性的产品(比如地方生产的有机农作物)在市场中生产和流通的大环境。生态社区主义包涵着对资产的现有使用权和支配权(presently owned)的拥有,特别是对土地的现有使用权的拥有。这是生态社区经济得以成活的关键。
B:E.F. 舒马赫在他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中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最核心的智慧是其持久性。我们应该学习一种得以持久存活的经济学。”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生态社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怎样的持久性?
M:持久性是重要的——以子孙后代的福利为出发点。但是我们不能在追求某一持久性的过程当中产生停滞。在持久性面前,我们更需要一种动态的转变机制(dynamic transition)。我认为在人类与万物之间,在人与人之间,平衡的理念应该和持久的理念共同存在。
B:我喜欢你在一篇演讲里说的话:“很多人生活在‘只知道食物来自 Tesco,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心只想牟利的全球化跨国垄断集团的身上’的那样一种局限性里。而我们的选择却与此相反。”不知你是否听说过三年前在剑桥市磨坊街的一起抗议事件,财大气粗的 Tesco 集团想在本地商铺聚集的磨坊街开一家新的连锁店,街区政府和居民们齐心协力地抵抗了三年,最后却以无钱打官司而告终。在你的生态社区经济实践中,有什么对付这类问题的办法吗?
M:磨坊街案例是在利润和增长的驱动下,中央政府联合垄断集团欺压蹂躏,试图摧毁我们这些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本地力量的例子之一。这样的例子在全球范围来看不计其数。我们在力保壮大我们自身力量的同时,也需要和国家政府进行权力交涉,在权力分配这个问题上,共同寻找一条适当的道路。
B:你也许看过《达尔文的恶梦》这部纪录片,讲的是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畔的原住民,生活如何被“大鱼”毁掉的故事。某跨国渔业集团以该湖为基地,饲养一种昂贵的大鱼,几年后,大鱼吃光了所有的小鱼,以渔业为生的原住民失去工作,孩子们沦为妓女和毒贩。圣诞节,欧洲的孩子们收到的是葡萄,当地的孩子收到的却是枪支弹药。
看到这部悲惨的纪录片,我相信很多西方人在餐桌上一定不忍下筷,或许从此不再吃这种鱼。甚至他们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自己动手,剥虾皮、剔鱼骨,以减少把鱼虾送到第三世界国家剥皮剔骨造成的运输污染,解救被长时间劳动和低工资束缚的劳工。然而咖啡和茶里的不平等贸易,与这种大鱼比起来,也同样发人深省,只是你叫一个普通人如何做到放弃咖啡和茶?
M:这是生态社区经济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点:所有的本地资源和本地物产,首先必须让本地人拥有和享用,而不是在剥削压迫的暴力手段下,无奈地递交给全球化垄断集团。咖啡和茶的原产地和生产者,在如何支配、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价格销售他们的产品上,拥有最大的优先权。跨国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但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也通过 WTO 和全球货币储备系统等手段,扩张了剥削。在一项提议中,我提出了“贸易辅助性原则”,其目的是生态社区经济圈内的纳税系统首先应该鼓励和支援该区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而不是一个劲地鼓励对外输出。若要出口的话,则需要支付将地理距离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考虑在内的合理关税。这是“公平贸易”得以存在的基础。此外,就是将公平贸易规范化和法律化。所以我们不是从此不再喝咖啡和茶,而是喝公平贸易的咖啡和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咖啡和茶在某一阶段内会变成奢侈品,比目前的价格要高。
B:你提倡吃本地季节性食品,那移民们怎么办?如何安慰他们的乡愁?比如泰国人想吃芒果,印度人想吃咖喱,中国人一定少不了大米。很多移民甚至依靠移民供需市场来生活。
M: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仔细想想,很多移民都是走投无路才来到这里的。他们很多人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难民,是不平等的后殖民时代的产物。假如生态社区经济、文化和政治都发展得很好的话,人们就不需要远离自己的文化和故土,过移民的生活。
B:穷人怎么办?目前很多穷人在“自由选择”和“价格”面前,只能选择“价格”。
M:发展生态社区经济,只会加大对穷人的保护措施。因为穷人将有机会获得土地、资源和资产的使用权,并依据他们自身的需要,提高其生产积极性。这将使他们摆脱低工资奴隶的命运,在选择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上获得更大的自由,对于残疾人和老人,他们将通过良性税收获得更多的社会保障。
B:你在一篇讨论自然和管理的文章中写道:“人类不需要高姿态的管理和调教,就懂得纺织取暖、耕种取食,这是从自然界中产生的一种生存本能。”你是否也曾受过老庄思想的影响?
M:毫无疑问!在古老的中国哲学中,存在着高度的智慧。我在我的《生态社区经济》一书中,就曾引用过老子的话。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已经在读道家的书,比如《道德经》,这本书我一直珍藏至今。很多道理和智慧,直到现在仍让我很受用。事实上,我正在用我从老庄思想里学到的东西,“教我的祖母吃鸡蛋”(俚语,意思是教那些看上去经验丰富的人)。古人在大自然的教导下,有一套天人合一、万物皆有关联的生活哲学。当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不破坏生态的原则上健康地生活。技术进步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用犁来耕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承受得起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中的当代社会危机。
B:北京的大雾,广东的冰雹,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严酷的环境变更期。一个欧洲小区域内的生态社区经济实验的成功,如何给万里之外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
M:我并不把生态社区经济当成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西方经济模式,而是将其看成是对古老的东西方智慧的一种再学习过程。英语里面有一句俚语叫“只管自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用来形容自私自利的人。在 Stroud,我们说 LAMBY,意思是“Looking after my backyard”(照看好自己后院)。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动机的不同。从这个角度上看,生态社区经济是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一种经济模式。
B:18 岁的田玉是富士康跳楼自杀事件中的生还者,她目前正坐在轮椅上,靠制作手工缝制的拖鞋为生。在媒体采访中,她回应道:“进城打工,并不只是为了钱。城市里有很多新奇的,让人向往的东西,城市文化比农村文化丰富。”我们有很多像她那样的青年农民工,农闲的时候,就进城寻找工作机会。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这也是现代社会“移动性”的原因之一。
M: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强大的广告工业通过心理操控机制,制造出来的结果。城市生活的真相对中国的农民工,同时也对很多欧洲乡村青年来说,都很有可能意味着被剥削、被疏离、被异化和被孤立。家人、自然以及其他地球物种都被贬值了,这种心理上的贬值感是被游说和误导的结果。物质和商品的价值被神化,人的价值却被出卖了。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文化转移、价值重建期,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未来,在被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面前,正遭遇巨大的挑战。
B:Ajahn Brahm 是澳大利亚 Abbot of Bodhinyana 佛教中心的一位讲师,我很喜欢听他讲经。在一篇关于“空”的演讲中,他说有一个尼姑,原本过着简朴自足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她住的地方钻进来一只老鼠。为了把老鼠赶跑,她想到了养猫。于是她向附近的村民讨来一只猫。可是猫要喝牛奶,她不得不每日下山去为它讨牛奶,这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所以她想到了养一头奶牛。于是她又讨回一头奶牛,接着她要面对的问题是,得找一块牧地饲养这头奶牛。于是她找到了一块牧地,接着她又不得不找一个农夫,因为她不是专家…… 麻烦就这样接踵而至。她几乎要崩溃了。最后,她决定静下心来想一个理性的对策。她找到了老鼠钻进来的洞口,又找来一些粘土和石块,把洞口封了起来。从此老鼠不再光顾,她回到了往日的宁静之中。你觉得她的做法是否太激进?
M:你是问我假如那些世界工厂、跨国集团、麦当劳什么的全都关闭了,他们的员工怎么办?是否面临大失业的严峻考验?我的答案是他们得自力更生,从现在、从此刻做起。如果我们能够从现在做起,向自给自足的目标努力,在未来,我们就不用吃麦当劳,不用把自己变成他们的低工资奴隶。从这个角度说,这个尼姑的做法并非过于激进。当然,和这些势力斗争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见成果,需要人们不断地吸取经验,转变思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生态社区主义提倡的不是革命,而是“transition”(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