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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创始人:做有创造力的慈善家

2012-11-26 10:39 同益网 我有话说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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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Skoll是其所处时代中最有创造力、最慷慨、工作最有效率的慈善家之一。47岁时,他初涉慈善事业。
Jeff Skoll喜欢讲故事,这个爱好源于他的青年时期,那时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激励人们解决世界上的重大难题。但他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从多伦多来到硅谷,在硅谷遇到了Pierre Omidyar,并成为eBay的首位雇员和总裁。艰辛的道路也是幸运的,因为Jeff Skoll以自己从未想过的方式实现了青年时期的梦想。
Jeff Skoll使eBay成为价值数十亿的公司,而他此后捐出了自身财富的一大部分。据《福布斯》杂志(Forbes)估算,他捐出了大约12亿美金,这也使他成为全球最慷慨的二十人之一(其他人包括Bill Gates, 李嘉诚等)。
他的首个慈善项目是斯科尔基金会(the Skoll Foundation)。自从1999年成立以来,该基金会在支持和宣传社会企业家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金会以传统的方式,即通过提供经济和后勤援助赞助了几百名社会企业家。但基金会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讲故事。基金会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推广企业家精神,其中包括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时间(NewsHour)栏目播出的纪录片,在国家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以及与圣丹斯协会(the Sundance Institute)、社会前沿博客(the Social Edge blog), 和斯科尔世界论坛(the Skoll World Forum)合作拍摄的长篇电影。
Jeff Skoll没有满足最初基金会的讲故事模式。2004年,他来到好莱坞并创建了“参与者传媒”(Participant Media),这是一个营利机构,旨在提供大众娱乐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他的理想是通过各种媒介,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传播信息。迄今为止,公司在制作英文电影方面最为成功。
若仅考虑社会主题的电影,“参与者媒体”(Participant Media)成绩显著,制作了包括Contagion, The Help, Syriana, An Inconvenient Truth在内的几十部电影。2009年,Skoll建立了“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the Skoll Global Threats Fund),该基金会由Google.org前执行官Larry Brilliant负责,运用各种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中东动乱等世界性难题。
在接受《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总编Eric Nee采访的过程中,Jeff Skoll介绍了斯科尔基金会(the Skoll Foundation)的发展历程,“参与者传媒”(Participant Media)的成功原因,以及创建应对全球危机基金会(the Global Threats Fund)的来龙去脉。
刚开始做慈善活动时,你有心中的榜样吗,或是有人给你提供建议吗?
基金会成立初期,我的榜样是John Gardner。他是卡内基公司(the Carnegie Corporation)的董事长。在20世纪60年代,他曾担任Lyndon Johnson总统的卫生教育福利部长,并创立了“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一系列项目。在基金会成立初期,我和Sally Osberg(斯科尔基金会执行总裁)拜访了John,寻求他的建议。Johnson说:“给人才以机会,让他们做伟大的事情。”这句话成为了我们的座右铭。我们最终把这句话的精神转化成机构具体的目的:与社会企业家合作。因为他们的确是优秀的人才,在进行伟大的事业。
也就是说,在基金会成立初期,其关注的重点不是社会企业家?
确实不是。我想寻找机会来改善世界各地的社区。在Sally加入基金会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我一边自己经营,一边授权给不同的机构。之后,我们回顾了这些机构的工作,找出运行良好的机构并分析了原因。我们发现社会企业家精神正成为一股新的力量在世界上崛起。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早期资助过的社会企业家需要的是更灵活、更有长远规划、能理解企业家理念的基金会。但大部分基金会只提供短期资助,还索要大量的计划、细节和数据,这使社会企业家负担沉重。
斯科尔基金会与其他基金会不同的一点是,你们注重寻求优秀的人才并提供支持,而不是关注特定的工作内容或是项目领域。
起初我们不太关注工作的议题,但后来我们逐渐改变了做法。首先是确定我们所认为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议题列表。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我们选择社会企业家的标准严格了很多。我们也会关注社会企业家的工作领域,而在最近的一两年里,我们也衡量社会企业家是否有在某一我们所关心领域内施展所长的能力。
您改变方法是因为您拥有能够把社会企业家集中到某一领域的大量资金呢,还是因为您认为集中于较少领域会使工作更有效呢?
后者因素多一些。总而言之,我们想做大的事情来改变世界。当我们对与我们合作的社会企业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时,我们发现有些工作是边缘化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工作不好。我想起了Luis Szarán,作为一名乐队指挥(巴拉圭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Asunción的指挥),他创建了Sonidos de la Tierra机构,并为巴拉圭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小城镇和小山村提供乐器和音乐方面的训练。看到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做有益的事情,我感到很欣慰。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Ceres公司的Mindy Lubber 能够利用金融市场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开始关注更宏观的工作内容。
目前,您仍然是只关注社会企业家,还是也资助其他可以推动变革的机构?
事实上我们确实有所改变。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定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联系、资助、鼓励致力于解决世界重要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如今,除了社会企业家,我们也关注做出同样贡献的开拓者。我们发现,如果有他人的帮助,社会企业家将能更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需要与政府官员、企业、有远见的领袖和学术界高端人才合作。我们依旧把社会企业家看做变革的主体,但我们希望能给他们足够全面的支持协助他们解决难题,使工作尽可能有效率。
我们来谈谈您的其他项目吧——“参与者媒体”( Participant Media)。能够开创一个电影工作室确实是很有胆略。
对,确实不容易。第一年,我花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了解是否有人想建立一个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媒体公司。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希望知道他们不愿意的原因。人们最初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要成为百万富翁的最好方法是:先做亿万富翁,然后投资在电影上面。”
但渐渐地,人们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我与作家、演员、导演、经纪人、律师、银行家讨论这个问题,并询问他们在工作中最感到骄傲的事情是什么。从答案中,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并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电影故事——比如说可能是被好心收养的经历、石油短缺或是气候变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人们关心的,我们就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我们能投资更少资金聚集更多人才,并且人们会全心全意地工作,甚至比为一部超人电影工作更有动力。
这些题材的电影从前几乎不会被看到,这是因为美国电影生产的体制并不适合小型的、以布道为目标的电影。这类电影需要一个慈善家主动上门,告诉制作方说:“我愿意资助这些在商业上非常危险的电影,因为我有自己的一套投资回报标准。”现在,我们做的事与赚钱无关。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投入等量资金,让这些电影的社会回报比资助非政府组织更高。
我很幸运在公司发展初期遇到了华纳兄弟的总裁Alan Horn。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快便合作制作了三部电影——Syriana, North Country、Good Night和Good Luck。如果我没有投资,这三部电影便不会问世。
这三部电影对公司来说是一个不能再好的开始。它们紧贴时事,制作精良(共获得10项奥斯卡奖提名),票房收入可观。
这些电影确实是很好的开始,我们有了经验,并可以依靠自己制作电影来实现理想,不必依靠别人(比如说Erin Brockovich)。除了制作社会题材的电影,我们也有新的尝试。围绕电影的主题,我们启动了社会行动计划。电影Syriana 的主题是石油依赖问题。我们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等组织合作,把这种理念从电影屏幕搬到报纸、电视等其他媒体。我们刚开始这类社会活动时,合作的电影工作室对我们并不信任。他们希望等到发行DVD的时候再进行社会活动,担心我们的活动会妨碍电影的市场宣传。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伙伴熟悉了我们的方式,也愿意让我们提前开始理念推广。现在,如果我们要制作一部电影,电影工作室还会要求我们围绕电影主题开展一些活动。这会吸引更多观众,尤其是对电影主题感兴趣的观众。
你选择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有三个标准。第一,电影中的故事是否有意义、情节是否精彩;第二,电影在商业操作上是否可行,至少需要有商业运作的可能性;第三,故事是否会对很多人的生活产生较大影响。有的电影情节很好,商业价值也很大,但没有社会意义。这样的电影,我们也会放弃。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电影,“这部电影将损失几百万美元,但依然值得投资,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有很深刻的意义,这是几百万美元所起不到的作用。”North Country便是这样一部电影,电影反映了工作场所妇女及其自身权利面临的暴力威胁。这是布什总统任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那时无法确定《妇女暴力法案》(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会否得到修订。我们看了电影,发现故事情节很精彩,也有很重要的社会价值。我们知道这部电影不会带来大的商业利益,但我们在国会讨论法案的时候上映了这部电影。国会中播放了这部电影,我们也见到了立法议员,而法案最终通过了。
您创建“参与者传媒”(Participant Media)是出于慈善还是商业目的?
起初,我们希望用它做慈善活动,希望可以坚持做下去,使其成为全球的媒体公司,覆盖电影、电视、出版业、音乐以及其他娱乐媒体,最终能够影响到全世界。
经济方面回报最终证明也是不错的。我们的两部电影The Help 和 Contagion都有不俗表现。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是一项成功的商业投资。但对我来说,它不像是运营谷歌这样的商业行为,它是一个慈善项目。我自己不想得到任何经济回报,但对于公司的职工,这却是一项商业活动,他们同时也关注活动的意义。他们可以在其他行业赚很多钱,但他们留下来了,因为他们注重工作的意义。
在结束之前,我想问一下关于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the Skoll Global Threats Fund)的事情。请问您为什么成立了这个基金会而不是把它的实际工作融入到斯科尔基金会(the Skoll Foundation)中?
这是几年之前基金会刚成立时,我们激烈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世界上重大问题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不在接下来的五至十年期间有所行动,世界就会面临危险。这些问题便是我们首先着手的几个领域:气候变化、中东和平、核武器、大规模流行疾病和水资源问题。
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超出了传统的斯科尔基金会(the Skoll Foundation)的能力范围。基金会与社会企业家的合作有长远规划,比如说解决非洲的女童教育问题,在印度建立滴灌系统等,这些行动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面对全球危机,时间紧迫,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途径身体力行。我们同时也认为需要采取新的专业技术,这些是基金会无法提供的。
当猪流感暴发时,Larry Brilliant(基金会总裁,同时是流行病学家、美国国家生物监控咨询委员会联合主席)说,“我们遇到困难了。”西方国家政府与传统疫苗生产商合作,基本把所有疫苗都留在了国内,这样发展中国家便没有疫苗。
Larry认为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他联系了Med Immune公司,这家公司制作一种防流感雾气,效果不如传统疫苗好,但对于那些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国家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Larry与盖茨基金会(the Gates Foundation)强强联合,Med Immune公司也同意制作雾气疫苗,最终雾气疫苗比传统疫苗提前出产。当西方国家的人们开始接种疫苗时,使用的是我们生产的雾气疫苗,因为那时传统厂商的疫苗还没有生产出来。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创新思维,危机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快速应对的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机构。
看来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the Global Threats Fund)正在引领一种新型的慈善模式,是其自身领域的领导者。
是的,你描述得很对。斯科尔基金会(The Skoll Foundation)致力于寻找人才、与之合作及进行投资,而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the Global Threats Fund)是在项目实践方面的创新者。
 

责任编辑:刘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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