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恒:双碳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

罗马俱乐部执委、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程一恒表示:

主办方今天邀请我参加今天下午的研讨会,即“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研讨会。非常高兴来此次研讨会,今天的主要议题以及这本书《后增长》,跟我的人生经历有相当多的重叠。

1962年《寂静的春天》发布之后,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成立。我是1974年在时代杂志上看到《增长的极限》的报道,当时就有想成为罗马俱乐部会员的冲动,一直到2013年,也就是40年之后我才成为罗马俱乐部的会员。我在德国的多国型企业工作多年,做的基本上都是跟资源有关的产品销售工作。每年的都要做预算,对公司来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但是,内心深处对这种毫无尽头的增长不免产生怀疑。机缘让我翻译了以下几本书:

第一本是《资源就是生产力》,这虽然不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但是与之相当有关联的德国乌波塔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的研究;接着是《五倍极》和随后的《蓝色经济》。最近的一份报告是50周年庆的《翻转极限》。

让我们回顾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用的世界模型是1.0,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所谓的动态模拟。图上用了5个因素:自然资源、人口、人均粮食、人均污染,还有人均工业产品。自从有了这份报告以后,很多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都跟世界的资源以及如何突破极限有关。2012年也就是40年之后,新书《2052年》,用的世界模型已经到3.0,但是和这个图形的基本走势没有太大的变化。

相对来说,在40年-5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人类今天的状态,也就是说自然资源会慢慢降低,人口会到一个峰值,人均粮食污染,以及人均的工业产品都会到达一个峰值。我们有了这些模型、有了这些计算、有了这些资料、有了这些结果,但是,人类居然还是向着这种预测的结果奔去,以至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灾难都会陆续产生。因为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各种情况的变化,由于科技的进步让有些受到限制的资源被替代了,或者可供开采的量增大了。另外,比如说二氧化碳当年就没有预测到会产生气候灾难这样的结果,二氧化碳排放、造成温室效应,以致大范围的气候变化,这不在世界模型1.0里。但是气候灾难,不只一个,而是十个灾难都达到了濒临点,也就是说一个一个会接着都来。

所以,在疫情后,要考虑的不是疫情本身产生问题,疫情也不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人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反因为果和反果为因的状态。

疫情过后,到处都希望快速的恢复到过去的常态。如果我们知道有十个灾难正在一步一步的接近,而我们还试图做回以前的样子,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未来。让我们再想想增长极限的五个因素,或许,有更高明的算法,或者更精致的数学模型,但是,我们是不是会重蹈覆辙,像50年前一样,继续朝着预测的方向走去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对待增长的因素,或者我们的未来?

看看这五个因素,也许我们要预测的不是未来可能的发展,而是想一想我们期待的未来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人口:人口持续合理的增长,并且健康和幸福的活着,这显然是我们所期待的;资源:以功能和服务作为主体的合理化使用资源,符合生态的可循环的开采和处理残余的物質;粮食生产:符合生态的充分运用科技的可再生农业的生产;而工业生产呢?生态容量与许可的情况下,充分的回收、回用再资源化的生产和使用产品以及废料,运用并推进科技的发展;污染:二氧化碳浓度回复到生态平衡允许、地球升温可控的范围内,而且不再释放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同时我们需要慎用新科技。根据这些期待的状态,来考虑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的哲学思想是不是要需要重新架構?

譬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平等、自由、信仰和治理。大家会认为这是西方的民主、西方的平等、西方的自由。在东方或者中国民主平等自由也是存在,但是因为价值观的的基础而有所不同。其实差别不大,为什么?先撇开东西方对民主定义的差别,看看根源上,是不是有一些根本的因素是我们需要追究的,比如民主,可以分成民粹和多元性,自由,分成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这几个隐因也是目前讨论的比较多,而且现实环境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例子,东西方都有。

我们甚至于可以把民主跟自由里面的民粹和多元性再做更细的分类,比如在民主上,除了多元性,可以再扩大一点,科际整合,开放性,缩小一点,多党性、求同存异,或者自由的个人主义,扩大一下到自我实现、大爱, 缩小到英雄主义跟自我,等等。这样的细分类之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并不是在于对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词汇的定义,而是这五个不同的因素,就好像五行里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相互关系。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状态都要形成五个因素的动态平衡:中国有中国的动态平衡,美国有美国的动态平衡,欧洲也有欧洲的动态平衡。

继续这样的思考,那么,在未来不是只有追寻颠覆性的科技,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五个因素的动态平衡。就像《后增长》这本书一样,所有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都着眼于除了颠覆性科技之外,还涵盖了经济、融资结构、学习和教育方面,甚至于政府的政策,如何扮演引导的角色,都有很大的作用。

单就科技部分来说,碳中和经济的科技是比较清楚的,包括了减碳、无碳、负碳。减碳,基本上就是提高资源生产力或资源效率;无碳,是改变原来的碳基,转换成其他的元素的基础,譬如说硅基、氢基,例如现在最热门的的氢能源社会,甚至于氮基,例如合成氨、空气包含五分之四的氮气。把基础转成不再用碳的时候就没有碳中和的问题。还有负碳,意即吸收碳。指的是自然碳汇的优化管理,和人造碳汇例如CCS、BECCS。在碳中和经济里,有一些政府要做的先决条件需要达成:清晰的能源路径图、每一年碳排减量配额制定、自然资本的有价化、以及生态资产负债表的标准化。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前虽然大家都叫了很久的,实行循环经济的必要的措施,那就是循环经济本身需要有公共设施完整化。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如果我们把塑料都改成了生物可降解的塑料,生物可降解需要有一定的设施跟时间,来完成它所谓的生物降解的过程,有时候三、四个礼拜,有时候一、两个月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除了碳中和技术上要做的事情,已经走到跟政策有关,跟社会配合度有关,甚至于我们这些新科技,包括产氢和二氧化碳的回收等等,都牵扯到社会的接受、内化、演进,甚至于碳汇管理的提升,现在的自然碳汇基本上是让森林自由生长,我们需要运用人和机器组合的智能方式加以管理。

因为有十个大灾难濒临到了发生的边缘,面对灾难、社会救灾系统要提升,社会的韧性也就是自组织力要提升。所以,未来在《后增长》阶段,或者直截了当的讲,就是现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常态上去,而是在新范式下的新常态下求发展。

我们当然不能只关注科技上,必须同时要关注社会,关注经济,关注融资,关注教育,甚至于政府政策的配合,符合整体性的需求,产生新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在后疫情时代,人类新发展的模式是一个整合型动态平衡的新模式,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要跟诸位分享的主要内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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