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之川：扎根中原文化沃土探寻语文教育的“摆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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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网报道 记者 文雯】在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著名语文教育家、人教版语文教材主编顾之川接受环球网专访，深度阐释其扎根中原文化的语文教育理念，解析数字时代语文教育的“新工具论”，并分享对经典文本教学、阅读人生的深刻思考。<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6824bd8a3300a162b785e3afe2d2a55du1.png?imageView2/2/w/1260" />环球网：您曾提到“河南商水的泥土气息滋养了我的语文情怀”，作为从豫东平原走出的学者，地域文化中的哪些特质塑造了您对语文教育的独特认知？这种乡土根脉是否影响您的教育理念？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顾之川：我是河南商水人，在老家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家乡的泥土气息滋养了我的语文情怀，中原文化在我身上打上了深刻烙印。河南之于中国，代表着中国之于世界。中国人的优点、缺点在河南人身上都有着集中体现。比如，老子、庄子、韩非、程颢、程颐、冯友兰等的善于思考，杜甫的忧国忧民，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体现出的敢想敢干，岳飞、杨靖宇、吉鸿昌的报国情怀，红旗渠的艰苦奋斗，朱婷的顽强拼搏，等等。河南人能做事，肯吃苦，善忍耐，但又低调，不张扬，不爱折腾，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信奉天时地利人和，批判性和闯劲不足。地域文化中的这些精神特质、乡土根脉决定了我的人生选择，也影响着我的教育理念。比如，我是学古汉语的，硕士是训诂学，博士是古代白话。在语文教育上，比较强调传统，注重实际，但对外来的东西相对反应迟钝。阿Q说“从来如此就对么”，我说“新的就好么”。相信出水才见两腿泥，相信语文学习要靠多读多写，熟能生巧，功到自然成。好的、成功的教育，应该给学生点亮心灯，唤醒心灵，激发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究欲，培养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思维品质。环球网：您提出“语文教育应回归工具性本质，同时注重人文精神渗透”。在当前AI技术冲击语言教育的背景下，您认为如何构建数字时代的“新工具论”？顾之川：我有一本《语文工具论》，主要讲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问题。语文课是工具课、基础课，也是综合素养课。语文里有文学，有文化，有百科知识，但最关键的是语言文字，让学生熟练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人生活、学习、工作中交际交往交流的工具，伴随终生。语文在育人上有着先天优势，因为语文课学的多是名家名篇，与古今大师对话，与中外精英交流，近朱者赤，腹有诗书气自华。为什么语文教育界大家名师长寿的那么多？比如，叶圣陶、吕叔湘、袁瑢、斯霞、欧阳代娜都是94岁，陆静山、段力佩96岁，张中行、蒋仲仁、沈蘅仲、卢元97岁，钟为永98岁，曾仲珊100岁，徐中玉、张传宗101岁，林炜彤105岁，周有光111岁；健在的老一辈语文教育家中，于漪96岁，田本娜97岁，刘国正99岁。所谓仁者寿，他们无不得益于语文。至于说AI技术对语文教育的影响，我比较乐观，不认为是冲击，反而认为是好事，是大好事，能够帮助我们从烦琐事务中解脱出来，用于更深入的读书、思考、写作、创造。AI技术可以帮助浏览文献、搜集资料、统计数据、启迪思路、润色语言等，但毕竟是机器，代替不了人的创造性活动，至少目前还代替不了。AI技术再怎么神通广大，也是人赋予的。教师不必担心被机器人抢饭碗，因为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专注于学生的心灵、智慧和感情，这恰恰是AI技术的短板。语文教育工作者应该热烈拥抱它，尽快掌握数字时代这一“新工具”，为我所用。一旦掌握了，用熟练了，就会给你插上了一双翅膀，帮助你飞得更高更远。环球网：作为人教版语文教材主编，您在选文时采用怎样的方法？这种设计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丛书中有何体现？顾之川：我从1994年加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过十多套中学语文教材。编语文教材，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选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文章选得好，教材也就成功了一半。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的选文，决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取决于编者的衡文眼光和语文水平。教材有特定的读者，选文至少要做到三点：一是思想内容正确，符合立德树人要求；二是语言文字规范，三是适合教学，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这些编选理念，也贯彻到我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比如，根据目标读者的年龄身心特点，选文突出传统文化的经典性，另有“问题思考”“感悟探究”“知识链接”“放眼世界”等设计，文学性和思想性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共存。高中卷（河南大学出版社）还特别增加了针对高考古诗文阅读的相关内容，就是为贴近学生实际，启发思考探究，开阔视野眼光，坚定文化自信。环球网：您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对叶圣陶、吕叔湘等前辈的敬仰。他们是如何影响您对“教育者”角色的定位？您认为当代语文教育工作者最需要传承的精神品质是什么？顾之川：在语文教育界，有“语文三老”的说法，最早是上世纪90年代，全国中语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号召学习“语文三老”的教育思想。“三老”指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他们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前辈，还是全国中语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在我国语文教育界具有深远影响。我在人教社和中语会工作，当然深受他们的影响，从心底里崇敬、景仰他们。他们是语文教育家，也是教育家。无论为学为人，都堪作典范。教育者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摆渡者，把人送到知识的彼岸；是点灯人，照亮别人，摆脱愚昧，滋养心灵，砥砺精神。当代语文教育工作者最需要传承的精神品质，是他们那种睿智平和的性格特点，俯仰无愧的人格魅力，虚怀若谷的人生态度。对自己谦逊低调，对别人真诚坦荡，对工作严谨认真。环球网：您曾强调“语文教育要培养学生在语言之河上自由摆渡的能力”，在文学教学中，如何平衡经典文本的审美价值与现代性解读的张力？顾之川：语文教育要培养学生在语言之河上自由摆渡的能力，意思是说，语文课是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主要是培养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听能抓住要点，说能清楚明白，读能领会大意，写能文从字顺。小学语文主要抓好三件事，识字、读书、作文；初中语文主要在阅读、写作方面进行拓展；高中进一步拓展阅读的宽度、表达的厚度、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语文教材中尽管有大量文学作品，但不是为了培养作家，教学中仍须通过文学阅读分析，培养对文学语言的理解鉴赏能力，着眼于提高语文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平衡经典文本的审美价值与现代性解读的张力，需要尊重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同时要准确把握现代性解读的尺度。比如《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要通过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以及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等，体会作品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挖掘作品的现代价值；以审美价值为基础进行现代性解读。同时也要保持理性和批判性，避免盲目崇拜或全盘否定，防止过度解读和牵强附会。《红楼梦》实际上有三种文本，一是文学文本，二是学术文本，三是教学文本。中学语文教育中的《红楼梦》是教学文本，主要是学习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培养阅读理解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当然也会通过作品鉴赏、审美体验，培养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鉴赏品位，但不是要培养小曹雪芹，更不是要培养红学家。环球网：在您的阅读经历中，是否有一些书籍印象深刻，或对您的创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是如何影响您的？顾之川：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阅读经历。小时候文学上主要读的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样板戏剧本。那时候也接触不到别的，我读的只有这些。其实这些书里，不仅有历史、文学、哲学，也有做人的道理。后来接触到《论语》《孟子》、唐宋诗词和鲁迅等。研究生论文是《<通雅>转语研究》，《说文解字》《尔雅》《通雅》《诗经》等就成了我的必读书。博士论文是《明代汉语词汇研究》，又读了不少明代白话小说、戏曲作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后，因为编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育，语文教育类著作就是必读的了，读得最多、最熟悉的就是中学语文教材里的课文。另外，我还曾参与某项国家级考试命题，因工作需要，读过不少人物传记。这些阅读经历，不仅深刻影响着我的写作，也成了我的精神源泉，是“安身立命之本”。环球网：近期读后感到惊叹的书？顾之川：近期读过的，有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杨立华《中国哲学十五讲》，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唐浩明《曾国藩》《张之洞》，盛巽昌《实说太平天国》，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乔安·弗莱切《埃及四千年》。倒说不上有多惊叹，也不一定能记住多少，但至少能让我开阔眼界，拓展视野，不再局限于语文教育的“一亩三分地”。读这些书的体会是，越读中国的，越觉得中国伟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越读外国的，越能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异，越能清楚地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环球网：除了您自己的作品外，您还有哪些书籍推荐给您的读者们阅读？顾之川：读书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每个人由于职业、性格、禀赋不同，阅读兴趣也不一样。即使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由于种种机缘，也会有不同的阅读兴趣。就我个人的阅读来说，大致分两类，一是专业阅读，二是读“闲书”。近年来我因为工作需要，先是受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语文教育博物馆设计展陈大纲，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中国语文教育”做设计，后来为四川教育出版社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大系》《中国语文教育年谱长编》，读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中国语文教育类的，如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刘国正、于漪等名家名师的著作，这些属于“专业阅读”。我读“闲书”，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读纸质书，二是听书，三是看电影电视。有时是两结合，比如姚雪垠《李自成》，就是边看边听。有时看一部电影，也找来原著对照着看。范围大致不出文史哲，有中国的，有外国的。看电影电视也以历史、传记、文学作品为主。既为休闲娱乐，修身养性，也能丰富知识，扩充认知。比如近几年读过或听过的“闲书”有：汤因比《历史研究》，许倬云《万古江河》，吕思勉《中国通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戴逸《清史三百年》，阎崇年《正说清史十二帝》，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姚雪垠《李自成》，马可·奥勒留《沉思录》，约翰·托兰《占领日本》。有的是看了网上的公开课，便想找书来读或听，如彭刚《西方名著导读》、潘迎春《世界通史》、周毅《美国文化》等。最近听了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就想看看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吴国盛《科学的历程》，董正华《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等。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原因，我在学生时代所受教育体系上并不完整，许多应该读的书却没读过。现在读这些“闲书”，常带有“补课”的性质。其实，说“闲书”只是相对而言，也不能说完全无用。它们都是语文教育的“左邻右舍”，所谓“无用之用”方为“大用”。</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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