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在考古田野中探寻历史温度，用笔墨勾勒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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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网报道 记者 文雯】在考古学界，郑嘉励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而他“网红考古学家”的身份更是让大众对考古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笔触，将考古现场的点点滴滴转化为充满温度的文字，让公众看到了考古工作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与情感。他的新作《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更是将考古与人文关怀完美融合，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面的考古世界。<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be5305c6ce869882028bb59e5d06a1adu5.jpg?imageView2/2/w/1260" />环球网：您被称为“网红考古学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考古经历可以分享？郑嘉励：我这样的年龄和成长经历，从来没有做“网红”的主观愿望。十多年前，在杭州的报纸上开专栏，写自己的考古工作和生活。那时，我正在金华武义明招山调查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那是宋室南渡以后东莱吕氏在江南地区形成的五、六代人聚葬的多达近一百座坟墓的大型家族墓地。那段段时间，我今天调查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的坟墓，明天探访吕祖谦父亲吕大器的墓葬，不是这座墓就是那座墓。所以，我写《吕祖谦墓》专栏文字时就说“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就是上坟”，当然有点自我调侃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对那阶段考古工作的客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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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读库》主编张立宪老师读到这组文章，刊发在《读库1602》里，并将“上班就是上坟”作为引首语。原先我的读者主要局限于杭州，由于《读库》影响力大，读者群就拓展了，尤其是“上班就是上坟”这句段子，可能迎合许多年轻人的情绪，一时风行，让许多人误以为我是“网红考古学家”。其实，我很少刻意追求娱乐性，整体而言，还是偏严肃的。文字风格偶尔有点像“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主要是个性使然。如果说写作中有一点刻意追求的话，那就是尽量挖掘出生活中的“荒诞性”元素，黑色幽默本身也是生活真相的一部分。我想，每个考古工作者都有一些独特的经历，例如我主持吕祖谦家族墓地的调查，发现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在黄岩发掘南宋赵伯澐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男性服饰。这些经历都很独特，甚至可以说具有“唯一性”。但这样说，其实并无意义，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和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岂止考古工作者而已。环球网：在您选择考古作为职业的内心驱动力是什么？这么多年过去，这种初心是否有所改变？您认为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是什么？郑嘉励：我出生于农民家庭，儿时的信念是“读书改变命运”，上大学的目标，首先是跳出农门，其次才是专业和职业。我念中学时的兴趣是文史，先是文学，稍后是历史学，尤其想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学家。所以，大学志愿填报的都是史学，可能在第三志愿填报了考古学。然后，就被考古学录取了。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古人的遗迹和遗物，来复原古代社会和古人生活的学问。在学科路径上，考古学与史学有别，在目标上却可谓殊途同归。考古工作大体符合我的新意，所以坚持下来并不困难。1995年，我入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做史前时期的河姆渡、良渚文化考古发掘，1998 年后改行从事青瓷考古，奔走于温州、慈溪、德清、上虞、龙泉等地。 河姆渡、良渚文化和以越窑、龙泉窑为代表的青瓷窑址，素有浙江考古“三朵金花”之称，是浙江省较有学术和公众影响力的三大考古品牌。但我青少年时期的理想，先是想做文学家，后来喜欢中国古代史。史前考古的研究对象，缺乏具体人物和具体的历史事件，于我终有隔膜。我对瓷窑址考古很有兴趣，但太过专门化的器物研究，又无法充分释放个人的关怀和性情。所以，2004年前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以南宋为中心的文物考古领域，尤其是专注于南宋墓葬领域。发掘古墓葬，查阅地方文献，搜集金石碑刻，近年则更多关心城市遗址、石窟造像等地面文物，倒不是说这些工作有何特殊重要之处，实在是因为南宋墓葬更容易与广阔的史学议题对接，比较贴近本人的天性。坦率地说，我是有文史情结的，否则怎么可能会去主持《浙江宋代墓志碑刻集成》这样的课题呢。 我曾经想，如果当初在大学念历史系，不知现在能否成为一名入流的史学家，但既然做了考古工作者，就只好尝试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我的工作兴趣，和我的同事、同行不完全相同，倒不为标新立异，主要是尊重自己的内心和青少年时期的志趣。环球网：您是如何将考古学的专业知识与创作的文学性相结合的？郑嘉励：我很早就在报纸上写文艺性的文字，但我是个考古工作者，论读书，比不过大学里的历史系老师，论辞藻，又比不过专业的写作者。如何写出自己的特色，我有这种自主探索意识，自然就会想到从考古工作中取材。田野实践确保我思想的新鲜度和题材的唯一性。我的文字是“唯一”的，因为主持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调查、在浙南山区组织文物普查、整理《南宋徐谓礼文书》的生活是唯一的。田野考古工作者是“有生活”的群体，从考古项目的申请、青苗费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老百姓的相处、与所在地文物干部的合作、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与工程建设方的冲突与妥协，到考古发掘的业务本身和后期的文物保护，工作千头万绪，一名能够胜任前述事务的考古人，其身份确实介于基层乡镇干部、包工头、野行者、工程师和人文学者之间。工作辛苦在所难免，积累却很可观。除去新发现的艰辛和喜悦，光是考古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工作协调所带来的经验与感受，就已足够多姿多彩。尽管我深知，随着学科发展，考古行业更加专业化，对大多数的“考古工程师”和“考古科学家”而言，那些个人化的感慨、体验和情绪，是被视为“科学性”的冲突因素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我始终认为考古报告、学术论文这几种文体，无法全面反映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生活。如果只编写报告或论文，而摒弃了田野中曾经感动过自己的见闻，摒弃了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体悟，岂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年过四十后，我发现从前的写作太过仰赖于模仿和书本，过于看重从考古材料中抽离出来的抽象知识，却忽略来自考古田野中的生活体验和个人情绪。我现在比较满意的文章，通常情感充沛。我认为好的文字首先是情绪驱动的，其次才是知识和学术驱动的。现在由衷认可这些从真情实感出发的考古记录的可贵，一个年龄段只能写一个年龄段的文字，年纪大了，考虑学术问题可能会更加全面，但情绪的力量、文字的感染力都弱了。环球网：在创作过程中，您从哪里获取灵感？是考古现场的某个细节，还是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创作经历可以分享？郑嘉励：我的写作就是从自己的考古日常生活中取材，但并不严格拘泥于个人的专业领域。如果说有什么特色，就是我无论写什么，都不做“科普”文章，通常是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即使有些偏于学术性，但内里则依然是文艺性的，努力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酸甜苦辣、百味杂陈的文字。在文章中尽量呈现个人完整的喜怒哀乐，这是我一贯的追求。环球网：您的考古写作既有学术性，又通俗易懂，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您是否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调整语言风格，以适应不同读者群体？郑嘉励：我的考古写作应该算是本色写作，听过我的学术讲座朋友都知道，其实我的聊天风格与文字基本一致，只是写成文字后，会更加严谨、锤炼一点。至于通俗易懂，这与文风有关。我的文字不能算好，但一贯努力追求“文从字顺”。念大学的时候，重读《水浒传》，蓦然发现，白话文的生动和活泼，尤其是其白描工夫，感染力远在文言文之上。后来，又读《续古文观止》，发现清代文言文的末流，乏味、迂腐之极，非但装不下稍稍复杂、思辨的思想，甚至都无法描述活泼泼的生活。这让我坚信，好中文的样子，一定是口语的，是简洁的、凝练的、活泼的口语。当然，作为学术语言的中文，语法或句法，可以是欧化的，但是，具体的遣词造句，依然应该是中文固有的锤炼方式。什么是中文的锤炼方式？除了准确、明晰，也要遣词生动，造句铿锵，好写手的文字是有韵律感的。《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说：“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著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多好的语感啊！我们只要诵读几遍，就会明白，好的白话文，来自于锤炼。我喜欢这种生动、活泼的大白话，当然就能做到通俗易懂。环球网：是什么促使您创作了《考古四记》？您希望通过这本书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或情感？郑嘉励：我写文章，首先是记录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次是希望尝试建立起公众与考古工作者知识、情感和思想的连接。具体说来，这二十多年来，我个人的趣味和思想多有改变，但我始终想做成一件事，就是想证明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承载着历史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家乡或城市的灵魂，凝结着无数代人的创造和情感。我的写作如果说存在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要证明考古工作与我们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自身的生活环境。环球网：全书分为考古记、田野记、历史记、人生记四个篇章，这种结构设计背后有什么特别的考量？您认为这四个篇章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和补充的？郑嘉励：《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分为四编，“考古记”篇，是本人参与过的考古发掘项目的记录，当然是个人化的记录文本，而非全知全能视角的回忆录；“田野记”篇，是田野调查中的见闻和思考，个别篇章可能有点学术考察报告的面貌，然其底色，终归是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历史记”篇，有的是读史、观展札记，融入若干个人的考古工作经验，有的简直就是学术论文，只不过写成了我喜欢的格式；“人生记”篇，以淡笔写浓情，追忆工作中的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在字里行间，尽量呈现可贵的人情世味。最后，以一篇名为《考古一线的酸甜苦辣》的个人访谈作为后记，阐述我对考古学科、工作和生活的想法，是为全书的总结。这五个部分的文章，貌似结构松散，其实互相补充，恰好覆盖住了一个考古工作者工作和生活的全部的主要方面。环球网：在书中，您提到考古工作与个人情感、生活体验的融合。您认为考古工作对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反过来，个人的情感和生活体验又如何影响您的考古工作？郑嘉励：我认为，考古学在“术”的层面，即技术层面，具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属性，在“道”的层面，考古学则属于人文社会学科范畴，历史时期考古必然是人文学科。既为人文科学，它就不只是纯客观的知识追求。除了科学的维度，更有文化的、人文的维度——在生产新知识以外，更要增加社会福祉，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提升个人的人生境界。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考古学除了“为人”的科学属性，也是致力于自我完善的“为己”的人文学。作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本来就不是“纯客观”的知识领域，也不应该是。考古学研究获取的古代知识，哪怕是绝对正确的，如果它与我们的情感、趣味、思想无关，与当今的社会需求也无关，那么，纯客观的考古学（如果存在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作为人文学科，只有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情感打动人，予人以趣味的共鸣和思想的启迪。在于个人，学科要有助于从业者的自我完善，来自于书本和实践的考古学知识，与自己的人生阅历、生活体验结合起来，融为一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是最重要的学习，不是说文艺工作者需要这种训练，其实，一切人文学科包括历史考古学同样必需，如果我们对古人的生活缺乏“理解之同情”，当然无法做有境界的学问。哪怕考察一个明清时期的古村落，从破败的古民居，我们能否体验古人的日常生活场景，由高大的祠堂，能否体验古人的坚守与恐惧。这些体验既是认识古代生活的基础，也是理解当下生活的路径。环球网：您提到这是一部“有温度的考古笔记”，这种“温度”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在考古工作中，您是如何感受到这种“温度”的？郑嘉励：我们在田野考古现场，看到历史中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对历史上无名的生命充满温情。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视角呢？在大型基本建设中，在轰鸣的推土机前，考古人发掘古遗址、古墓葬，艰苦卓绝，为国家抢救了大量文物。但不可思议的是，每次有关考古发现的网络报道，一定会招致很多批评，甚至有恶毒攻击考古是“拿着执照的职业盗墓”的。“喷子”固然无需理会，但有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不理解考古工作。为什么？除了我们的宣传没有把“保护第一”和“科学发掘”的理念阐述好，我想，还有个原因就是未能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只强调考古发现的意义、学术价值、文物的精美，很少考虑到古墓葬的主人——即便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他们也应该是与我们一样有尊严的“人”。盗墓者挖墓，为卖钱牟利，我们挖墓，为了写论文、成名成家，如果一样缺乏人文关怀，在本质上，两者并无区别。人文关怀，不是抽象的，具体说来就是指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不论现代人，还是古人，都有人生真实的喜悦和困境，他们的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人文关怀，不仅关乎学科形象，从写作的技术和修辞的角度上说，也是讲好考古故事的必然要求——一个与普通人情感、趣味、思想无关的纯知识问题，例如河姆渡文化石器的分类与加工技术，除了极个别的专家，谁会关心呢。环球网：在您的阅读经历中，是否有一些书籍印象深刻，或对您的创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是如何影响您的？郑嘉励：严耕望《治史三书》，我在2000年前后读到这本书，这本书让我知道一个好学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相信，只要遵循合理的路径，持之以恒，每一个“中等之才”都可以做出相当的学术成绩。另外，严耕望先生的文字明晰、平和、平实，娓娓道来，入情入理，这也是我认可好的白话文。环球网：除了您自己的作品外，您还有哪些书籍推荐给您的读者们阅读？为什么？郑嘉励：朱刚《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诗人的命运沉浮，既有时代和制度的因素，更是个人性格使然，这种分析模式适用于大多数人。但苏轼出入于儒释道三教之间，其心灵世界的博大，诗词书画的天才，穷尽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苏轼的命运因此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典型性。作者“以史笔入文心”，分十个主题串讲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其命运和文学创作置于北宋政治、文化的洪流中加以考察。阅读该书，是巨大的精神享受。2020年，我读完一讲，现学现卖，转述给正在念高中的孩子听，对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学兴趣缺缺的孩子，竟也为朱刚对苏轼命运和诗词意象的分析深深吸引。在我看来，这本书比较接近我认可的“雅俗共赏”的标准——如果世上真有“雅俗共赏”的书籍的话。刘妍《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这是青年建筑学者调查、研究闽浙边境廊桥的专著。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却长期认为近现代乡土建筑的价值主要在于情感和传统生活记忆的保存，而不认为它们具有系统性的历史知识。只有像刘妍这样真正懂建筑技术并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学者，才能真正“下沉”到其研究对象的微观层次，真正揭开古代建筑行业的核心秘密和地域差异。历史人类学家讨论类似的历史问题，通常只能停留在族谱、碑刻、文书、地方文献的“中观”层次，很难真正下沉到古代基层社会的微观层次以发明知识。等而下之，文艺工作者通常只能“宏观”的描述和议论，或对乡土、乡愁、廊桥抒发一点空泛或真诚的礼赞，在具体的知识层面几乎没有贡献。而刘妍以其过人的才华和艰辛的田野调查，以廊桥为题材，促成工程技术、匠人传统与区域社会史、文化史的深度融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晚清民国时期区域性的乡土建筑具有成体系的学术价值。</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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