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成“输液大国” 每年人均输液量高达8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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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从病根而言，过度医疗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医院运行过度市场化、医生待遇过度市场化。由此分析，要想予以遏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定位，不能再让他们背离使命，在赚钱的道路上继续沦陷，也有必要改变对医院的考核体系，不是看你的分院开了多少家，进了多少先进设备，而是要看患者康复率、满意度，其次要构建更合理的医生收入构成体系，加强基本保障，弱化经济考核，遏制“创收”冲动。<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3/0910/20130910022825405.jpg?imageView2/2/w/1260" data-alt="资料图"/>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探究“人均8瓶输液量”还宜多向归因每当秋冬季节，感冒高发时节，去医院看病的人，总会吊上几瓶水。而从效果上来说，输液也确实比吃药更快。几瓶水下来，晕乎乎的头立刻就清醒了。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工作节奏普遍比较快。吃药这种方式，虽然更加有益于健康，但由于疗效慢，并不为人们所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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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人会说，国外生活节奏也快，怎不见他们“人均8瓶输液量”?其实，造成这种迥异现象，离不开我国科普程度不足的现实。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非常低。更谈不上多读一些科普读物。而在这有限的阅读量里面，所谓的“大师”养生读物、“励志”读物就占了大半壁江山，剩下的那点可怜的阅读量，也都让给考试了。因而，又怎能奢望，打点滴比吃药对身体的副作用更大的类似常识能够普及给大多数中国公民?此外，形成“人均8瓶输液量”的局面，部分医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民众对于输液的危害认识不足，但医生对此仍清楚无疑。在“输液依赖”这件事上，医生完全拥有自由裁量权，可吊可不吊，完全可以不用吊。但实际行医时，想到输液可能带来的利益回报，不少医生总会倾向于选择输液的方案。更有甚者，还会额外再多开一些药，以增加利益空间。一面是患者医学常识匮乏，另一面是医生被经济利益绑架。来自医患关系两端的负能量，推动中国成为“人均8瓶输液量”的“吊瓶大国”。不能再纵然这种局面扩散。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医生爱输液，尚可归结于医药事业起步晚，医生数量素质不足。市场经济的当下，医生数量与素质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滥输液的部分医生还有什么理由再给自己开脱?“中国梦”，也是“健康梦”。一个过分依赖吊瓶的国家，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国家。而一个没有健康的国家，也难以实现其繁荣富强的美好梦想。百余年前，“东亚病夫”的称呼曾刺痛我们的双眼。百余年后，“吊瓶大国”的现象亦警醒我们铭记历史的耻辱。再不能等下去了，对政府相关卫生监管机构而言，破除医院潜在的灰色经济链，给日益攀升的国人输液量踩一脚紧急刹车，应该成为时下政府纠偏不正常医患关系中的一个必选事项。探究“人均8瓶输液量”还宜多向归因，政府除治理部分医院、医生的“利益行医”外，还应努力推动民众医学常识的普及，鼓励媒体多办一些真正富有科普质量的节目，为民众掌握基本的医疗常识提供更多更广的渠道，推动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使民众掌握基本的用药判断能力，从而避免过分依赖医生，切断滥输液的需求根源。而唯有从患者、医生等多方面综合出手，顶在我们头上的“吊瓶大国”称号才有可能被我们甩进历史的垃圾堆。过量输液的背后是医疗生态的恶化这实际上是一个很让人无奈的局面，报道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这也就是说，滥用输液的情况实际上普遍存在。支撑其存在的巨大动力就在于可观的回扣上面。所以从常识的角度，如果不能彻底打破上述利益链条上的纠葛，那么解决问题的难度会相当之大，一方面，对利益的索求及相应的供给，在市场条件下随时都有可能存在，二是在道德环境整体不容乐观的大背景下，我们也很难对医生这个职业做超出于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因为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医生与教师、法官等职业一样，只能承受他们职业范围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现实情况则是，每一个行业所出现的问题，都不仅仅是这个行业自身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医生们越来越偏离自身的职业属性，市场与道德又如何在医疗领域统一起来形成良性的循环。医生在满足自身基本生存条件下，救死扶伤是一种职业属性，也是一种职业理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自身生存条件与更好地置身于公共健康的进步很容易产生冲突。因为一为私利一为公益，当二者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私利往往会压到公益。而且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好与坏是个相对的概念，人的欲望无穷，对生存条件的改善就有着水涨船高的要求。而公共健康的进步作为满足个人欲望之后的附属结果，在其不能成为医疗、医学，乃至医生职业的存在目的的时候，想获得这样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要么国家包干、要么由市场来平衡，或者采取市场与国家包干相结合的办法。我国采取的就是后一种，既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目的在于维护医疗的公益定位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市场机制基本呈压倒性优势，反倒挤压了公益性的发挥空间，与我们最初设想的效果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这样的情形也不仅仅在医疗方面，很多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基本的行业性生态。在这个生态背景下，单独的解决某一个问题对于整体问题的解决而言，作用不大，而是需要从整个生态变革的角度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这些基础性工作一需要着眼于长远，二需要有切实的动作，三要做综合性布局。具体的办法是对医疗行业加大公共资金的投入，为保证公共资金的使用效果，强化对公共卫生事业的监督，尤其在细节上，参照科学、合理的的标准对异常情况进行追责，比如如果个别医生、医院的输液使用情况异常，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进行约谈，严格控制，对于违规及过度医疗情况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假以时日，即便依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亦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每年10万人输液丧命背后的“利益病”这边是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那边是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输液治疗”究竟是在治病，还是在害人?应该说，我国成为“输液大国”的说法早引起公众的警惕，然而，我们到医院看病，输液似乎仍然不可避免。这固然有患者的自身原因，有些输液就是患者强烈要求的，但更主要的是医院和医生给“惯坏”的。患者之所以青睐输液，是因为患者医疗知识的匮乏，和静脉输液较快的治疗效果，但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医生的“诱导”。现在许多医生根本不会问你要不要输液，而是直接让你输液，患者也只能照着医生的方式治疗。其实，现在许多患者已经严重到不输液就治不好病的程度。“输液”治疗存在诸多的危险，这一点，患者或许不太清楚，但医生应该是清楚的。但事实上，医生更清楚自己的利益。能够让患者接受输液治疗，不仅能够完成医院下达的“指标”，而且还能够增加不少收入。在利益驱使下，医生自然把患者引向“输液治疗”。“输液大国”背后是巨额利益。如业内人士所说，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迷信输液见效快，却又不知道不安全。患者不懂医学知识，固然可悲，但知道了“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的常识，又能怎样?医生开的药方就是“输液”治疗，难道能不听医生的话转身就走吗?在美国的医院里，输液的人很少;在英国，去医院的话，医生通常也只给开出三四天的口服药量，而这最多只会花费3到5英镑，相当于30元到50元人民币。花最少的钱就能够治好病，患者也是最想拥有的。可是否输液治疗，患者是作不了主的。据了解，国外医院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医疗质量考核体系。如果某位医生的输液量过高，就立刻会有人与其交谈，让该医生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医疗保险机构也会介入调查，一旦医生不能作出符合医疗原则的解释，该医生很可能面临吊销医疗执照或者其处方不能得到医保报销的窘境。正因为在这样严格的制度监管之下，医生才会谨慎行事。可我们有对医生输液方面的严格监控和严厉惩罚吗?恐怕是很罕见的。一言蔽之，管不住医院，管不住医生，管不住输液背后的“超级利益”，那人均输液量只会只增不减。“输液大国”背后的“过度医疗”魅影种种数据和案例说明，“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一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原则，在我们的医疗界已被颠覆。就拿输液来说，其疗效快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输液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医学研究表明，输液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并且可能让患者产生耐药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重症感染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可是，在有的医院和医生那里，就连普通的感冒，最终诊断往往是“建议”进行输液，即使开了口服药，他们仍会“循循善诱”地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口吻告诉患者，如果选择只是服用口服药，很可能达不到快速治疗的效果，抓住患者病急心理，最终选择输液。与过度输液类似，非合理用药、非合理检查等“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屡见不鲜，过度医疗在不断坑害广大患者。过度医疗，除了会让患者身体受损、钱包受伤，恶化国人体质状况之外，也给基本医疗保险(放心保)基金造成了巨大浪费和流失。据估算，医疗机构滥开药、滥检查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在20%至30%，如再加上药品回扣、药品虚高定价、乱收费等现象，医保基金浪费和流失比例不低于50%。可以说，过度医疗百害而无一利。从病根而言，过度医疗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医院运行过度市场化、医生待遇过度市场化。由此分析，要想予以遏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定位，不能再让他们背离使命，在赚钱的道路上继续沦陷，也有必要改变对医院的考核体系，不是看你的分院开了多少家，进了多少先进设备，而是要看患者康复率、满意度，其次要构建更合理的医生收入构成体系，加强基本保障，弱化经济考核，遏制“创收”冲动。在这方面，德国的办法是将门诊和住院系统分开，医院仅提供住院，收入主要来源于床位费，门诊医生仅提供医疗服务，不从事药品经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妨在深化医疗卫生体质改革过程中，予以借鉴。“吊瓶大国”背后有多少“张悟本”就输液治疗方式而言，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对于现代医疗的贡献不可低估，由于其具有“给药直接”、“见效快”、“不过敏”等优势，迅速被人们接受，很快便替代了肌肉注射。但“过犹不及”，一个因输液引发的过度医疗和过度“输液”现象就不容低估。我们以国外发达国家的输液数量为标准，也就是说我国约有600亿瓶液根本不需要输，或可输可不输的。为什么大量患者在可输可不输之间，或根本不必要输液的时候输了液，有自身对医理不了解原因，更有医师群体中存在大量的“忽悠者”有关。这些医生利欲熏心，以谋求患者最大限度治疗为目的，最终为自己和医疗机构获得巨额暴利，表面上这些医生和医疗机构是正规单位、有执业资格的群体，但性质上和“忽悠”人喝绿豆汤敛财的骗子张悟本、李一道长有什么区别呢?正是这些“廉医”、“德操失守”之医，进一步放大了国内医疗输液乱象，让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多年保持了“输液大国”的“光荣桂冠”。打击和遏止社会上的“张悟本”们简单，拿起法律武器狠狠整治即可，但整治医疗行业内、披着合法行医资格的“张悟本”们恐非简单。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真正发力，从医德重塑方面真正剔除无良者和界内的“张悟本”;其二，还必须辅于治本的制度性举措。真正持续深入开展医疗卫生改革，真正实现医疗资源机制合理、配置科学，真正实现“医药分家”，以提高诊查费、手术费、医事服务费等技术手段，使医疗价格足以体现医生劳动价值，打消医生牟利冲动。当然，最根本的还要取决于患者。“张悟本”是人们“神化”出来的，迷信出来的，人人打消输液迷信、自觉科学医疗，放弃不切实际的治疗方式，也会形成对过度医疗、“过度输液”的抵制。医生群体中忽悠人的“张悟本”不可怕，可怕是有许多患者盲从盲信，更可怕的是监管者的麻木不仁。相关监管部门应以“输液大国”为耻，该好好清醒清醒，彻底反思和“摘掉”输液大国的“桂冠”了。</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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