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中国早期红会如何应对信誉危机

1911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还处于草创时期,却突然碰上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信誉危机。

危机是由一名广东籍奇女子引发的——她叫张竹君,广州人,女医师,因从小接触西学,思想非常西化,经常“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乘坐无顶小轿,或滑竿,穿街过市”;也多次在“演说会”上发表抨击“封建礼教”的讲演,有“女界梁启超”之称。

三足鼎立的“红十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北交战。战争是残酷的,每天都会制造伤亡。当时在上海开办医院与女校的张竹君,便发起成立一个“中国赤十字会”,宣布“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的宗旨,赴前线救援伤员。

在“中国赤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一个“大清红十字会”,那是由原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组而成的官立红会,盛宣怀曾担任过会长。武昌事变发生后,“大清红十字会”因为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难以中立;又因为官僚体制的僵化,运转不灵。此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上海绅商沈敦和,非常不满红十字组织的官方化,干脆自立门户,再造“万国董事会”,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派出三支救护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在汉口等战地成立野战医院,“救人宗旨不分革命军、官军”。

就这样,在1911年10月的大上海,出现了两个红十字组织,一是新派女性张竹君发起的“中国赤十字会”,一是上海绅商沈敦和领衔的“中国红十字会”。而在遥远的北京城内,还有一个近乎瘫痪的“大清红十字会”。

危机突发与应对

就在这个时候,张竹君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张竹君致沈仲礼书》(仲礼为沈敦和之字),对沈敦和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发起凌厉攻击。公开信说:“公(指沈敦和)之罪尚可数乎?日俄一役,公异想天开,以万国红十字会搜刮资财;未几而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及川鄂事起……公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始之变也,殆欲掩外人之资也;继之变也,又欲掩全国官民之资。”指责沈敦和一再改组红十字会,无非是为了掩饰私吞善款的贪赃行为。

张氏公开信又说,沈敦和组织万国红十字会时,广东方面“汇至公处者二万金,他国他省可以类推,而公未尝有一次报告”;“公倘尚恤人言,则请将八年来收支之数报告,否则当以吾粤所捐二万金还诸吾粤”。张竹君要求沈敦和公开红十字会的财务开支,自证清白,否则,她将代表粤人讨回当初捐给万国红十字会的“二万金”。

张竹君的这封公开信,对沈敦和个人的声誉和红十字会的公信来说,杀伤力都是非常大的。沈敦和将如何自证清白呢?装聋作哑?还是指使上海的巡捕以“诽谤罪”将张竹君抓起来?

沈敦和选择在《申报》发表回应张竹君质疑的公开信《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公开信中,沈敦和首先说明了他与同仁缔造红十字会的艰辛历程:1904年,因看到日俄战争导致出现大量伤员,沈敦和等绅商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派员进入东北战地救济和运送难民。日俄战争结束,清政府将万国红十字会改组为大清红十字会,强化了官方控制。但这是沈敦和一直反对的。沈氏认为,“中国之有红十字会,于今八年,国家承认,全球承认,而始终不离乎绅办,本无所掩,更何所谓变乎?”张竹君指责沈敦和“善变”“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应该说是不合事实的。

沈敦和又解释说,自红十字会成立以来,他本人一直没有经手任何公款,“鄙人办理慈善事业,虽募款三百余万,未尝经理银钱,红十字会财政历由会计总董施子英观察主持,逐年账目俱在”;“总董文案及管理银钱者兼为查账董事,账目至少一个月查一次”。之所以最后结算的账目未造册公告,是因为红十字会投资的公益项目目前刚刚完工,“施观察正在赶造报销,以副中外捐户乐观厥成之意。造竣后自当刊册宣布,女士拭目俟之可矣”。

危机公关与信任系统

沈敦和一一回应张竹君的诘难,没有回避即使是最尖刻的质问。从当时的社会反馈来看,沈敦和的“危机公关”是成功的,张竹君咄咄逼人的发难,并未让红十字会的信誉受损,公众对红会的支持未见减退。张竹君似乎也无心恋战,放了一炮之后便偃旗息鼓了,连她组织的“赤十字会”也很快解散。

很奇怪张竹君为什么要突然向沈敦和放炮,沈敦和以为是出于私怨——八年前,张竹君曾要求万国红十字会派她赴东北救护伤员,但沈敦和最终没有派给她任务,让她一直耿耿于怀。但沈敦和大概低估了张竹君,这位“女界梁启超”怎么可能如此鸡肠小肚。张竹君其实另有大图——在开往武汉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中,有4名并无医护执照且使用化名的“男女医生”,分别是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原来张竹君炮打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意在夺取“中国赤十字会”的主导权,掩护革命党人进入战地。

沈敦和以及他组建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张竹君别有用心的突袭之下,之所以能够保全信誉,主要应得益于两个因素。

一是沈敦和本人的信用。沈氏出身于绅商之家,家境殷实,他本身也受过欧美优良的教育,归国后为洋务派大员所赏识,协助办理洋务,并主持社会公益事业,在上海绅商中威望很高。以他的身份、财富、声望、地位,完全没有必要借红会之名捞钱。他在国家危难之际,组建红十字会,是传统士绅精神的体现。晚清时期的东南社会,活跃着一个富有公共关怀又有号召力的士绅—绅商群体,当时的人们对此并不陌生。所以,当沈敦和说:“鄙人之于红十字会,薪水夫马丝毫无所取,本非图利而来。”公众对其是相信的。

二是红十字会本身已初步建成一套值得信赖的制度。晚清、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都有一个惯例,即定期在《申报》《大公报》等报章上刊登鸣谢广告,将每一笔捐款的数额一一列出,以示感谢,同时也接受社会监督,这种广告叫做“征信录”。有些慈善组织也会自己编印“征信录”,将一个结算期内的各项收支明细,罗列在册,分送社会各界。沈敦和主持的红十字会,也一直按照惯例刊登、编印“征信录”。今天在旧书摊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中国早期红十字会的“征信录”,学者谢泳便淘得一册编印于民国十七年的《中国红十字会时役医院征信录》。

沈敦和曾参与组建的华洋义赈会,其财务制度尤其周密:每一年,总会的事务所司库都会将本年度总会和各分会资产、收支、负债、积存、赈款用途等情况,一一造册列明,向执委会报告,执委会则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年度收支状况进行核查,审查无误后,汇总编入总会账目,并编印成《华洋义赈会年度赈务报告书》(即“征信录”),以中英文公诸于众。

1912年7月,由于南北和局已成,民国诞生,战争结束,沈敦和领衔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在上海召开报告大会,报告了自辛亥起事以来红会的救护概略、办事成绩、收支账目等。最后,由万国董事会议长苏玛利宣布:“中国战事已息,董事会全体辞退,银钱存款经众议决,仍由会计董事正金银行倪玉君、朱葆三君执管。”

士绅的精神,周密的制度,这是近代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得以大放异彩的两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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