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埃博拉医疗志愿者:我们仅能维护人的最后尊严

显微镜下的埃博拉病毒,形状有点像中国传统吉祥物“如意”,但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凶神恶煞。今年的疫情已导致近2500人死亡。刚从利比里亚回来的澳大利亚志愿者布瑞特·亚当森,向记者揭示了疫区医疗救援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实景。

今年春天,埃博拉疫情先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多地集中爆发,后逐渐蔓延到邻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疫情感染。

埃博拉病毒又称埃博拉出血症,是一种致命的人畜共患疾病,致死率高达 90%。最早的确诊病例出现在1976年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一条名为埃博拉河流的区域。该病毒被发现至今,已经在非洲境内发作过多次,苏丹、乌干达、加蓬均受过感染,但疫情最终都被控制住。

然而此次的疫情却不容乐观:发病地区分布广,死亡病例赶超历史累计数值。从8月份开始,埃博拉新增感染人数骤增。目前,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疫情已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界限,只有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情况相对稳定。

9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最新疫情报告: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三国累计感染者超过 4963 人,死亡病例达 2453 例,仅过去21天就新增2344例。截至最新数据发布时,感染者死亡率已达47%。世卫组织明确表示,目前医学界尚未研制出有效、安全的治疗药物。

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什么?疫区民众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为此,《外滩画报》致电无国界医生组织(MSF)——此次疫情爆发后,为数不多没有撤离现场的民间医疗机构之一。

刚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回来的志愿者布瑞特·亚当森(Brett Adam-son)接受了我们的电话专访。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男护士今年35岁,整个8月他一直在蒙罗维亚埃博拉中心“服役”,接受过《时代》周刊等知名媒体专访。

设在塞拉利昂 Kailahun 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埋葬患者遗体

几内亚科纳克里:埃博拉疫情使受灾国的社会和经济遭受重创

要躲避的不是炸弹

目前,布瑞特身在 MSF 总部布鲁塞尔,为即将赶赴西非“前线”的志愿者作最后的安全培训。其实,这类嘱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布瑞特就是这么一路踩着荆棘过来的——在埃博拉疫区,容不得半点疏忽。在工作中稍有不谨慎,不但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还可能连累到整个团队。

7月底,布瑞特接到 MSF 总部的通知,派遣他前往埃博拉疫区,筹建救护中心。布瑞特脱下在堪培拉穿的冬季厚衣服,乘飞机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了两天培训后,他对重灾区国家的疫情有了基本的了解,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布瑞特是个资深的志愿者,他曾在埃塞俄比亚救助过营养不良的儿童,在阿富汗护理难民,在南苏丹做过卫生科普,在叙利亚内战中救助过伤员。

他很清楚这次非洲之行,很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中危险系数最高的任务,因为他要躲避的不是炸弹,面临也不是恐怖袭击威胁,而是一种吞噬活人的病毒。布瑞特牢牢记住培训员的反复叮咛:隔离措施一定要严格遵守;同事间不能有身体接触。

抵达蒙罗维亚后,他发现形势远比自己想象的严峻,埃博拉疫情正在加速扩散,周边国家开始对利比里亚进行封锁。作为无国界医生在蒙罗维亚的协调员,他的任务是尽快让救护中心投入使用。

落地第一天,他和另外5名国际志愿者先在当地招募员工。那段时间,布瑞特每天的安排非常紧凑:上午采购、安装医用器材和卫生设备,下午安排新员工培训,晚上汇总疫情发展,给总部发工作报告。

“成员之间千万不能有身体接触,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所有人负责。”这句话成为帐篷下铁一般的戒律。

床位和卫生设备安置工作完成后,布瑞特团队开始商量如何接收病人。简单地说,中心按感染的危险程度,被分隔成两部分。高危区包括病房区和检验区,低危区则是医护人员的工作区域。

中心共有160个床位,其中120张分配给已确诊病例,40张留给疑似病例;两个病房区也分隔开。

中心开放那天,布瑞特和同事收到几束鲜花——当地人送来的。防护栅栏外,早已有等候的队伍。帐篷下,布瑞特为将进入病房区的工作人员示范如何穿防护服,确保进入高危区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每一厘皮肤都不能外露。

埃博拉病毒通过接触传播,感染者的体液也是重要的传播途径。也就是说,病人的唾液、血液、呕吐物甚至排泄物都可能成为病毒载体。在布瑞特的救护中心,进入高危区的工作人员不但要保证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要时刻注意隔离服的密封性。一旦出现缝隙,就要马上撤离现场。

“我们有规定,穿隔离服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当然这一规定是出于谨慎考虑,因为我们隔离服的材料是防水的,就像一件全封闭的雨衣。在蒙罗维亚湿热的环境下,全副武装几分钟后就开始流汗,汗水会浮在防护服内层,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保护效果。”布瑞特解释说,“走出高危险区,我们的防护服、口罩、外面的手套会马上焚烧处理掉,但靴子、眼罩和内衬手套经过消毒,可以回收使用。”

设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埃博拉管理中心接收疑似患者

“我们总想着后面还有病房”

没开张几天,救护中心的床位和救护车已经告急。随着死亡病例的增加,中心的善后处理工作也面临严峻考验。有时中心一天的死亡人数超过20个,几乎破了布瑞特的从医生涯的纪录。

“我们都是资深医务工作者,从来没有在一天内,看到这么多人在眼前去世。”布瑞特感慨。他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将病人遗体送进火化场。“埃博拉感染者死后的尸体是最强烈的感染源。死亡时间越久,感染能力越强。所以一旦有死亡病例,必须马上处理,但 MSF 毕竟只是医疗队,善后也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也要请专业机构帮忙。”布瑞特说。

布瑞特工作的重心是辅助治疗——通过保存病人的体力,让病人的免疫力抗击病毒侵蚀。为此,他们尽可能地满足病人对伙食的要求。另外,埃博拉感染者容易脱水,所以也要督促病人及时饮水,在必要时以输液形式为病人补充水分。

布瑞特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有时超过14小时。一碰到突发情况,连饭都顾不上吃。这样紧张的工作节奏,让布瑞特心里留下不少遗憾:“我们太忙了,人手不够,往往忽略了病人的心理需要。我们看到重症病人,很想停下来安慰几句,但根本停不下来。我们总是想着后面还有病房,还有病人。其实,他们处在几乎无药可救的境地,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我们能维护的,只有他们作为人的最后尊严。”

医护人员在做消毒工作

当然,最令他们欣慰的,是看到有病人活着出院。他们接待过一对母子,母亲仍很年轻,孩子还在嗷嗷待哺。母亲患并发症去世时,孩子的状态却特别好。中心的医护人员赶忙买奶粉,男婴被这群穿隔离服的“奶妈”轮流照顾,最后康复出院。布瑞特抵达蒙罗维亚时,中心只有6个国际志愿者。到8月底,中心的国际员工已经增加到30人。

布瑞特虽然离开了疫区,但疫区民众的安危依然使他难以释怀。他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疫情失控”和“国际援助”,他担心的当然是疫情对当地医疗系统的恶劣影响。他告诉记者,埃博拉病毒对受灾国医疗系统的破坏十分致命:公立医疗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其他重症患者因错过最佳医疗时间而丧生。另外,疫情一旦扩散,与重灾区接壤的国家都可能无法幸免,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困扰布瑞特的这些问题,也是世卫组织正在商讨的议题。世卫组织新闻发言人加萨列维奇(Jarik Jasarevic)在接受《外滩画报》电话采访时表示,埃博拉带给受灾国家的恶劣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疫情会影响社会情绪,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引起局部动乱。

就目前的情况看,疫情对经济的打击相当沉重:钢铁公司巨头安赛乐-米塔尔8月上旬宣布,暂停在利比里亚耶凯帕、布坎南的项目,疏散全部员工;蒙罗维亚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减少一成;其他非洲国家的轮船公司开始拒绝雇佣来自疫区的水手;法航和英航等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西非三国的航班。9月13日,非洲发展银行总裁卡贝鲁卡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预测,受灾三国今年的GDP 增速至少会下降2.5个百分点。

在疫情恶化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希望的迹象。两名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在使用了加州某药厂研制的ZMapp后已经康复。不过,这“救命神药”在同样感染病毒的一名西班牙传教士身上却没有奏效。

加萨列维奇表示,新药仅仅在动物身上做过试验,因此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待证明;如果马上投入试用,也会对现代医学伦理构成挑战。在对待新药的态度上,无论是世卫组织、疫区政府或民间医疗团队都相当谨慎。目前,新药生产规模比较小,供应范围也受限制。

在疫区政府宣布情况告急后,布瑞特叨念的“国际援助”近日陆续抵达疫区。9月16日,中国派出59人的医疗队伍前往塞拉利昂,增援该国的检验工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派3000名军人赴利比里亚,支持疫区救援工作。

几、利两国间通过水路运输埃博拉医疗用品

“我很少看到有极度恐慌的人”

B=《外滩画报》 A=Brett Adamson

B:你出发前有过顾虑吗?想过自己面临的生命威胁吗?

A:这样的工作肯定有风险,但我没有傻到去自杀。我对这份工作的风险系数很清楚,另外我相信 MSF 的风险控制能力。我想,如果执行好防护措施,这应该也是一份正常的工作。

B:你们的食宿环境怎么样?

A:我住在美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员工宿舍里。晚来的同事住旅馆。我们雇了一个厨师,为我们做饭。说实话,我们的伙食不错。我们工作量很大,加上出汗多,人容易虚弱,所以营养要跟上。当地员工大多来自附近的街区,有的自己解决。

B:病人的伙食呢?

A:他们一日三餐,伙食是外面采购的,一般是盒饭。我们会按照当地人的口味挑选,有时会根据病人的特别需要作些调整。

B:你们穿的隔离服贵吗?

A:我觉得很贵。我们是成批采购的,一整套装备分摊下来可能要 50 欧元。当然,其中运输成本占了不少比重。现在这个价格已经被我们谈下来了。

B:如果出现床位紧张的情况,你们医务人员怎么处理?

A:尽可能收治吧。有时因为床位紧张,我们告知患者去其他地方就医,但我们心里很清楚,他们根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另外,他们若不能及时接受隔离,对他们的家庭乃至社区都构成威胁,所以一般先收下,再安排。对于重症病人,即使床位都满了,我们也会马上接收。

B:感染者的家属能不能来探病?

A:有的,但我们严格把关,身体接触完全不允许。探病时,病人和家属之间有隔离带,距离也是我们控制的。当然,有病人家属会提出来和我们一起看护。比如幼童的妈妈,她们放不下小孩。类似这样的要求,我们能够理解也尽量满足。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孩子的妈妈提供隔离服,但她们的护理工作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监控,当然主要是为了保证她们不受交叉感染。另外,我们中心会为她们提供一些通讯设备,以便她们进行远程沟通,这毕竟是最安全的方式。

B:你们和病人身体接触多吗?抱过病人吗?

A:小孩肯定抱过的,成人就是握握手吧。身体接触免不了,尤其在重症病人去世前,需要更多特殊的护理,身体接触会更多。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全身武装。

B:你接触过当地社区未感染的人群吗?他们对埃博拉病毒有什么看法?

A:当然有。我们中心的很多雇员都是当地民众。工作之余,我们会交谈。另外,我们和社区负责人也有沟通。

B:有报道说当地老百姓攻击白人医护人员?你们中心有过类似情况吗?

A:没有。我们中心在筹建时,当地人还出了不少力呢。其实,你说的情况和疫情发展的阶段有密切关系。疫情爆发之初,老百姓对疫情的认识程度很低,会感到恐慌或否认疫情。疫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公共卫生部门的宣传以及媒体报道,人们对疫情的认识程度加深,行为和想法变得理智。我抵达蒙罗维亚时,很少看到有极度恐慌的人。

B:当病人被告知血检是阳性时,会不会惊慌失措,或者怨天尤人?

A:没有。他们来看病前,已经出现过症状,大概有心理准备。我看到的病人都坦然接受病情,没有任何愤怒或恐慌的情绪。另外,他们大多数都决定留下来治疗,但也有病人想放弃治疗。这点我们能理解,毕竟这等同于绝症。

B:你们不能强行留住他们吗?

A:我们没有权力啊。我们毕竟是医疗组织,但我们会尽量挽留,告知他们放弃治疗的后果和影响。我们会安排心理医生给他们做说服工作,尽量劝说他们接受治疗。这样的劝导一般会有效果。

B:你们中心有病人出逃吗?

A:我们有个女病人,她确实逃出中心。但几小时后,她又回来了。

B:在疫区工作的一个月,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A:我觉得是当地人面对病情的坦然,以及接受治疗时的感恩。我相信我自己都做不到的。在这种突发灾难发生时,人很容易失控。如果他们抱怨我们这种低水平的护理工作,我们也能理解,毕竟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但我们无论做什么,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行为,他们都会充满感激。

B:康复病人是不是具有永久免疫力?

A:就目前的临床观察,康复病人确实有免疫力。但埃博拉病毒的病理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他们能够完全或永久免疫。医学界对于康复病人的免疫时长存在争议。不过,有病人出院后,会留在我们中心当志愿者。

B:他们能做什么?

A:我们会对出院病人作后续观察,打电话联系他们。康复者回到社区后,往往还要面临无形的隔离,承担较大的心理压力。有康复者提出到中心来做志愿者,我们就同意了。出于谨慎考虑,我们还是为他们配备隔离装备。他们会帮忙处理一些杂务。我们留下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希望他们给其他患者提供一些心理安慰。我想,这也是他们留下来当志愿者的初衷。

B:你会不会返回疫区?

A: 会的。我现在在 MSF 总部处理一些事情,然后会回澳大利亚休整一段时间,接着听从总部安排。

B:你认为疫情会加重吗?

A:近期,我觉得不会有好转。我从疫区来,很清楚疫区的情况。基础医疗根本没有显著的提高。

B:你认为国际社会能为疫区提供哪些帮助?

A:其实,国际社会能为疫区提供很多帮助。最缺的是人手,比如我们中心的管理处,就需要更多协调员做卫生宣传。另外,物流援助、殡葬服务也很需要,甚至救护车都缺。

B:你们中心接待记者采访吗?

A:当然接待啊。疫情发展到目前的状态,我们也不想隐瞒实情。媒体在疫区采访受到我们严格把关,当然我们控制的不是话语权,主要是不希望记者冒感染的风险。我在中心时接待过《纽约时报》的采访,中国媒体倒没有接待过。当然,MSF 有自己的记者。

B:美国现在已经研发出了埃博拉新药 ZMapp。你们有没有用过?

A:你说的药已经得到利比里亚卫生部认可,但我们中心没有。新药是限量供应的。

B:你为什么辞去相对安逸的护理工作,跑去战地当护士?

A:我知道这世界很多地方需要基础医疗,这就像是一种被唤醒的良心。我在澳大利亚当值班护士时,只需要照看一个人。而参加 MSF 任务时,我照顾的是整个国家的人。当然,这种工作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需要你每天挑战自己的极限,包括体力、心理和创意,我觉得这是意义所在。当然,这样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它是高危的,也是不稳定的。

B:你们有收入的吧?

A:我们是有收入,比在澳大利亚当护士的薪水少一些。但我们在外面执行任务时没有多少开销,只是在休假时需要花钱。

B: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A:没有(笑)。我想其他 MSF 成员也不会认为自己是英雄。我们只是在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B:你的家人怎么看你?

A:我家人挺支持我,并且为我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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