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部分环境公益组织应改变“炮轰”心态

2011年,我辞掉黑龙江省环保厅宣教中心那份过于悠闲的工作,全职从事环保倡导与污染防治工作,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在全国各地奔走呼号三年多,我逐渐意识到,大多数情况下中国NGO采用的直指政府和企业的批评指责方式,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却常常导致问题激化,沟通渠道关闭,污染受害者权益无从实现。换位思考,从政府和企业的难处去尝试沟通的可能性,或许才是更有效的方式。

河北被点名,我们要帮它

作为中国NGO“自然大学”的一员,我现在负责大气项目,希望以第三方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

我们最近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在河北几个重污染的城市考察。希望能给河北治霾添把力,特别是政府机构。

前几天是京津冀地区雾霾严重,河北省因为治霾不力,被环保部点名批评。

我觉得,在雾霾问题上,河北也是受害者。应对效果不好,应该说他们确实是力不从心。京津冀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其实主要是在河北,包括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等,两高企业又以钢铁为首。河北的粗钢产量和钢材产量都是全国第一,2013年分别达到全国产量的24.1%和21.4%。所以,污染治理其实是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河北的地位也很尴尬的,相比北京和天津,他们在京津冀片区常常是做出牺牲的那个。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河北雾霾治理,就要提高他们的监管能力,而不是批评力度。实际上他们也头疼。单就这次雾霾,他们也响应环保部要求,停产或是减少车辆出行,但是费了半天劲,还不如一场大风管用。

在此之前,河北邯郸市4月开始,拆了700多台燃煤锅炉和1000多根高烟囱。

河北邢台的“建滔焦化厂”因为监测数据造假,也被重点整治。有一半锅炉被关闭,限期整改。

我今年五月份去过这个焦化厂调查,并假扮铲煤工人混进去拍照,后来被抓住送到工厂保卫处盘问。我只好坦白说我是环保志愿者,他们要我翻出包里的东西,证明我的身份。一个保安说“证明你是志愿者就放你走,不然就报警”。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一怕我是恐怖分子,二怕是记者。

一个工厂职工有1500人,一半锅炉关闭,又不能因此辞退工人。即便仅是为期半年,企业也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如果被记者曝光一下,周围的群众再来闹一闹,日子更难过了。最后我翻出记录我所有考察行程的微博,才让他们相信我的身份。

这也引起我的思考。我们习惯以NGO的思维去猜测政府和企业是什么样的,但这是非常要命的思维。我们先入为主的指责,让他们有了戒心。所以他们也形成了思维定势。

其实并不是不能沟通。

NGO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思考方式一直都停留在“炮轰”阶段,炮轰环保局,炮轰污染企业。其实能避免的冲突,就尽量不要发生。激化矛盾是一种策略,问题是最后大家都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支持NGO的基金会常问项目有没有可复制性,我认为应该改成可借鉴性。问题不同,没有哪个项目是可以复制的。

NGO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公众和政府在长期的对峙中形成了他们的沟通方式:公众质疑,政府就不回应;政府不回应,我们就说它不作为。其实河北的情况就说明,我们不该轻率地去指责环保局。

我觉得,NGO应该学会跳出环保圈,换位思考对方的难处。并尝试建立联系,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公众和政府因为不能沟通产生了冲突,NGO再不尝试沟通,问题就进入死结了。

今年云南省剑川县的硫酸厂项目,我自己体会到很多。

云南的剑川县正在修建一个年产20万吨的硫酸厂,因为靠近千年古镇“沙溪”和被称为西南“敦煌”的石宝山石窟,以及很多当地名胜,很多环保人士、国际机构和知识分子表示反对,从选址不合理到环境威胁到环评造假,质疑抗议声高涨,网络舆论争议在今年8月达到高潮。

最初,当地政府和企业也采用回避和恐吓群众、镇压舆论的方式。我们介入申请信息公开,以及和环评单位、大理州环保局的“约会”交流,目前建立联系,并获得答复,消解了部分公众疑虑。

虽然这个硫酸厂很可能不会按照网友的要求搬迁或是停工,但是沟通已经达成初步成效,就是消除了大家部分疑问,并可能重新开展环评。下一步,希望能督促他们按照环评要求施工和运营。

在这个过程中,NGO扮演了缓冲带的作用:把公众和政府联系起来,同时又过滤掉彼此情绪上的对抗,让理性沟通成为可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建设性的介入方式。

当然,作为缓冲带,我也希望NGO能够守住本分,不要越界。这既能保持我们的中立性,也保证我们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

我的另一个经历可以作为教训。

2012年11月,天津北大港湿地保护区内的东方白鹳被人投毒,我所在的另一个NGO天津绿领参与救助并督促政府成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站”。但是,保护站成立之后,我们和政府没有正式做工作交接,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做保护。就是说,公众关注最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退出,结果我们耗费了很大精力去做一个新的政府机构该做的事,他们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保护站的工作不如期待中那么理想。

在别的事情上也一样,NGO作为一个缓冲带和桥梁,不是替他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弥合信息沟通的鸿沟,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政府部门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沟通可能性增大,趋势向好

这些是我的经历,也是我的反思。中国的NGO以前工作成效不理想,有时甚至导致事情恶化,不是没有原因。

江苏泰州今年2月成立了一个泰州环保联合会,9月份打赢了一场官司,获赔1.6亿。同样的环保法,新注册的NGO就获得了这个样的成绩,我们应该学习。为什么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官司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效果?

我们总是去找政府的原因,有时候也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我们工作方法不正确,没有取得政府的支持?政府也疲于应对各种指责,不管他们截断传播掩盖舆论,还是闭门不理,都是在回避问题,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不过好在他们现在都愿意接受到访。我常以关心环境的有识之士身份出现,一般当地主管部门都会接待,甚至是主任亲自接待。说明大家还是能够把问题说出来。有坦诚的沟通,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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