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多动症儿童单人教室面临停办 校方称孩子需治病

今年9月初,武汉市积玉桥学校为该校三年级多动症儿童浩浩,开设“一个人的教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在两个月之后,伴随着老校长的离任,这个曾被誉为“2000万多动症儿童试验田”的单人教室,却被曝出将在本学期结束后暂停办学。作为这个教室里唯一的学生,颇具阅读天赋的浩浩的未来也随之变得迷茫……

文/京华时报记者韩天博图/京华时报记者赵思衡

“多动”男孩的世界

9岁男孩浩浩(化名)突然站了起来,他跑向窗边的旧写字台,迅速拉开右侧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已经有些褶皱的旧存折,“爸爸,你带我去银行,我想把零花钱存在里面”。而就在10秒钟之前,浩浩还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一本杂志,这也是能让浩浩安静下来的唯一方式。

在此后的1个小时之内,他6次向爸爸于强(化名)提出相同的要求,说出了4种不同的反驳理由,用尼龙绳和钉子在家里地面上完成了一项“工程”,给玩具火车装上电池并在轨道上跑了两圈,2次爬上停在卧室里的自行车……同时,也花费不到5分钟的时间,准确计算了20多道千以内乘法数学题。

这里是武汉市老旧小区内的一居室,除了每天上午的几个小时,阳光很难逾越那仅有的两扇旧窗户。卧室发黄掉皮的墙面上,整齐地贴着课程时间表和一幅世界地图,一台液晶电视成了这个空间里最值钱的物件。浩浩从写字台前跳到床上,趴下,又拿起了一部屏幕已经碎裂的手机,“叔叔,能不能让我去个有WiFi的地方,我想玩游戏。”

每当浩浩在这些看似毫无逻辑的行动中频繁切换,坐在一旁默默为他织毛衣的母亲总会抬头看看儿子,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而爸爸于强,则专门负责回答儿子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在浩浩行为“越轨”时大声提醒。

对于年过四旬的夫妇俩来说,这已是几年来家庭生活中的常态。

越筑越高的“墙”

于强拿起刚刚被儿子丢弃在床上的旧存折,轻轻放回抽屉里,这个曾经做过中专教师、生意人的湖北荆门汉子,看起来有些憔悴。回想起儿子当年入学时的情景,于强轻轻叹了口气。

2006年,正在西安做生意的夫妻俩迎来了他们儿子。在儿子1岁零8个月时,当地医生告诉他们,浩浩可能患有儿童多动症,为此,他们四处求医问药,还带儿子做了专门的矫治训练。“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自控力还是比较弱”,更让于强担心的是,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上学俨然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2009年末,夫妻俩带着儿子回到省城武汉,并在武昌区盘下了一家小旅馆,既作为全家的经济来源,又当作临时的家。

转眼间,三年过去,浩浩已到入学年龄。在父亲看来,浩浩完全不存在智力问题,他甚至更愿意把浩浩的“多动”称为“坏毛病”或者“性格问题”。因此,把浩浩送进那些只能教授“穿衣服、系鞋带等基本生活技能”的特殊学校,简直就是在抹杀孩子的未来。

打定主意的于强,带着浩浩奔走于武昌区各个小学之间,却四处碰壁,“有些学校让孩子大一点儿再来,有些直接说这孩子不适合上普通学校。”

就在父子俩走投无路时,于强找到了时任积玉桥学校的祝正洲校长,“我跟他说了孩子的情况,他没说太多就同意孩子入学了。”由于担心“多动”的浩浩可能会影响班级的正常教学,同时也是为了让儿子更快地适应并融入集体,于强提出希望能够随班陪读,并得到了校方的允许。

按照于强最初的想法,进校陪读只是让浩浩适应新环境的短期措施。然而,一晃两年时间过去,尽管于强认为儿子已经有了进步,但距离能够独自上学的状态仍有距离。为此,于强转让了夫妻俩经营的小旅馆,成了儿子24小时的看护者。

与浩浩缓慢的进步相比,更让于强担忧的是,自入学以来,学生家长对父子两人的非议几乎从未停止过。为了能让浩浩留在这个集体,于强在课堂上会尽最大可能控制住浩浩的“越轨”行为。即便如此,透过教室的玻璃窗,于强仍能时常看到走廊里观察他们的学生家长。四目相对,他会本能地逃开,“那目光,恨不得把人杀死。”

对于浩浩来说,横亘在他与“正常孩子”之间的那堵墙,似乎变得越来越高。

不知从何时开始,浩浩成了同学口中的“怪孩子”、“有问题的同学”。在班级里,浩浩几乎没有朋友,甚至有学生表示,家长告诉自己“离他(浩浩)远一点,他可能会打我。”

一个人的教室

巨大的压力朝这对父子涌来,最终在浩浩升入三年级的前夕爆发。

今年8月末,20多位学生家长联名向校方抗议,要求父子俩离开班级,并将该问题反映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这一次,家长们的态度非常坚决,“绝不能因为他一个,影响其他学生的未来”。在班级交流QQ群中,家长们明确表达了希望父子俩离开班级的意愿,“学校也制定了一对一专门教育计划,希望浩浩的家长思考一下……我们三班是对得住你们一家人的,我们问心无愧!”

家长们所说的“一对一专门教育计划”,就是后来被媒体称为“多动症儿童试验田”的单人教室。尽管极不情愿,但已经学会甚至习惯了沉默的于强,最终还是选择接受,“我们必须知足,我们不能要求更多”。

今年9月初,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尽管哭闹着不肯离开三年级(3)班,浩浩最终还是来到了只有他一个学生的教室。

那是位于教学楼4层的心理咨询室,距离原来的班级直线距离不超过50米。而就是这短短50米,却把浩浩和“正常孩子”分割成两个世界。

在这间“教室”的窗边,竖立着一块黑板,对面墙下孤零零地放着一张课桌和两把椅子。课间休息时,好奇的孩子们会趴在门口,向屋内探望,几秒钟后又迅速跑开。在同学心中,这里已然成为了充满神秘色彩却又不能触碰的“禁区”。

按照学校单独为其安排的课表,浩浩每周要在这里上完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共11节课,三名老师单独为浩浩上课。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课程,浩浩仍需要回到三年级(3)班教室,有时课程安排不开,还要到其他班级“旁听”。

在一个人的教室里,歪坐在椅子上的浩浩,会频繁变换姿势,不停摆弄文具,或者在父亲不注意时,离开座位,摆弄“教室”门口那些花花绿绿的玩具。每当这时,老师就会停下来,等父亲重新把他“抓回”到座位上再继续讲课。

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浩浩的学习成绩,“孩子很聪明,尤其在阅读方面很有天分,在他一年级时,就可以阅读六年级的课文”。即便是在单独教学的情况下,浩浩的学习进度也要领先于同年级学生。父亲于强拿着两份英语单元测试试卷,“一个92,一个94,写错的这几个不是他不会,是他坐不住,实在不愿意认真写了。”

等不到春耕的“试验田”

在老师眼中,浩浩对知识的领悟能力,远非考试分数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浩浩喜欢阅读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并能够达到相当的理解程度,“他能在适当的时候背出法条,对药方也很感兴趣。”学校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们想尽最大的能力来验证一个命题:像浩浩这样不存在学习能力问题的特殊儿童,到底适不适合在普通小学接受教育?

于是,在抗议、妥协和希望的共同推动下,这块“多动症儿童试验田”诞生了。对于于强父子来说,它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但却是现实情况下唯一的指望。“我们不能要求太多”,于强重复了这句话。

然而,就在这块“试验田”开始耕种仅2个月之后的一次谈话,让于强明显感觉到,这唯一的指望也将在不久后破灭。

“10月末,学校领导找到我说,他们建议我立刻到医院给孩子治病,单人教室本学期可以继续,但是下学期开始将会停掉。”对于这样做的原因,校方的解释是,浩浩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孩子即将甚至正在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同时,他们还建议我应该把孩子带出校园,让他尽早去认识社会。”

在于强看来,学校给出的理由无异于给父子俩下逐客令。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于强明显感觉到,学校老师对待父子俩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上课时老师很认真,现在,老师经常在布置完作业之后就离开,留下我们自己上自习。”更让他不解的是,从前每天上课前早早打开的单人教室大门,最近也多次在他们到校之后仍然紧闭,“每次都是我去找人才能打开。”

于强说,尽管他不能确认是否与这些变化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学校里最近确实发生了一件“大事”。于强得知,当初顶住压力收留浩浩的校长祝正洲,已经在不久前调离了该校。而浩浩所在的单人教室,正是前校长祝正洲力排众议创办的。当初,于强也曾对这个教室的未来感到担忧,“我不知道(单人教室)能坚持多久,但是我相信学校的领导和老师。”

学校:休学治病保留学籍

10月5日下午,武汉市积玉桥学校刚上任不久的涂校长,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单人教室确实是在自己接任校长之前设立的,也是当时为了平衡各方诉求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在积玉桥学校,并没有‘一个人的班级’这个编制,浩浩仍然是小学部三年级(3)班的学生”。

涂校长称,通过与浩浩及其家长的接触,并综合任课老师、同班学生家长等多方的情况反馈,校方认为,浩浩目前最急需的是接受专业、系统的治疗,“而这些是普通学校无力承担的。”

涂校长反复强调,在下学期暂停单人教室的教学,绝不是将浩浩赶出校园,“我们只是希望浩浩的家长能够正视孩子目前的状况,尽快带孩子治病”,将来如果孩子的病情好转到一定程度,仍然欢迎浩浩重新回到学校,同时,他们也会为浩浩保留学籍。

作为该校小学部工作的负责人,副校长李海强见证了父子俩在校两年来的种种经历。他坦承,学校在浩浩身上的投入,要远远超过其他学生。而随着浩浩一天天长大,父亲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住他,“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对其他学生的安全负责。”单人课堂开课之后,学校老师花费了不少心血,甚至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

此外,在李海强看来,由于家长在与学校沟通孩子病情方面缺乏积极的态度,以至于自己对浩浩的病情仍然存疑。

尽管在不同医院出具的病历上,医生已作出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多动症)伴行为问题”等诊断或印象描述,但李海强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判断,浩浩更像是一名抑郁症儿童,因为“多动症儿童往往智力低下,而浩浩在智力上不存在任何问题,甚至某些方面超越常人,这比较符合抑郁症的特征”。而对于抑郁症儿童的治疗,社会上有专门的机构,普通学校显然无法提供。

李副校长同时表示,事实上,由于浩浩与老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学校教育在浩浩身上几乎起不到任何效果。而对于浩浩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这是浩浩自身的天分和潜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几乎和教学没有关系,他有他自己获取知识的方式。”

老校长的遗憾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积玉桥学校前校长祝正洲感到遗憾和震惊。

他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浩浩的多动症病情可能比较严重一些,但他始终坚信一定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得以矫正,“这需要老师、家长的配合,要多用一点心。”

祝正洲认为,多动症儿童本身就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于这类特殊儿童,应该采用特殊的方法。而这种一对一的教学方式,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特殊教室,“就是针对个别学科,把孩子带进特殊教室进行辅导,这也是目前世界上一种比较先进的做法。”

建立特殊教室的目的,是要让多动症儿童最终回到同学中间,而不是将他们隔离起来,更不是将他们排除在学校之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两个前提,一是参与教学的老师要了解多动症儿童的教学特点,二是老师、同学要有大爱,懂得包容。在积玉桥学校开设单人课堂之前,学校曾经邀请相关专家对老师进行过培训,同时也在全校范围内召开主题班会,试图唤起其他学生的同情心、宽容心和爱心。

他坦承,让浩浩这样的儿童在普通班级上课,肯定需要老师投入更多的精力,并且困难重重,因此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其他学生来说,也许暂时会受到浩浩的影响,但家长应该从正面引导孩子,把这件事作为培养孩子意志力、克制力的契机,“有过这种经历的孩子,在情商方面应该比其他孩子更高才对。”

然而,让老校长感到无比遗憾的是,他没能亲手把浩浩重新送回到正常孩子中间,“这个工作只开了个头,我就轮换调到了其他学校”。临行前,他曾嘱咐学校的老师一定要把这个课堂坚持下去,“我也担心他们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而坚持不下去,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多动症儿童路在何方?

流行病学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龄儿童多动症患病率高达3%至5%,这意味着中国多动症儿童绝对数量高达2000万以上。根据相关法规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为他们创造随班就读的条件,是对待多动症儿童的通常做法。

已关注多动症儿童教育多年的祝正洲称,在美国,专门为多动症儿童建立的学校已经逐步取消,“让他们(多动症儿童)生活在人群中,是对他们的身心成长最有利的方法,况且在国内也没有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的特殊学校。”

然而,在媒体相关报道中,多动症儿童在普通学校入学、就学过程中,遭遇歧视甚至被变相驱离的案例却屡见不鲜。

祝正洲称,现实生活中,国内大多数学校还是会拒绝多动症儿童的入学要求,“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归根结底还是对他们缺少足够的关注和社会关爱。”祝校长同时表示,做校长是为了办教育,而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官员,“如果校长、老师没有教育情怀的话,那么‘爱学生’只能是一个口号。”对于浩浩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他认为,“出路一定会有的,这么大的中国,难道真的没有学校能够接收他吗?”

据了解,在武汉,已经有学校正在筹建专门为多动症儿童提供教学解决方案的“特殊教育需求工作室”。或许,这能给正在或即将经历阴霾的“浩浩们”带来一线曙光。

□记者手记

“我们只想上学”

就在采访结束后不久,父亲于强发来了一条短信,在最后一句中他写道,“有人说很同情我们,而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只想上学。”

如今,有人建议他一边送孩子上学,一边到专业机构接受训练治疗,于强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可如今浩浩每月的药费,加上一家人的房租已经花去了妻子所有的工资,“生活开销全靠之前做生意留下的积蓄,那么贵的训练费用,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

夕阳下,放学回家的路上,浩浩骑着那辆蓝色的自行车。身后不远处,父亲有些弯曲的背影,正在努力追赶着儿子的脚步。他不知道,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年过4旬的自己还能这样守护在儿子身边多久。

于强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座美丽的校园里,浩浩和同学们坐在一起,静静地听老师上课。那里没有歧视,没有抗议,没有冷漠的目光,而自己也可以像其他父亲一样,看着儿子度过本该属于他的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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