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理李克强: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增长

中国新总理李克强上任后,人们对中国环保新政出台的期望与日俱增。然而,李克强及其新内阁在环境问题上能有多大作为,仍有待观察。

在其首个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当即承诺对中国的环境及污染问题“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去进行治理”。

他说,自己因近期影响北京及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而感到心情沉重,并暗示中国领导层对国家的发展模式有新的思考。“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包括在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这位新就任的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表示,要在水土污染治理等重要问题上设置时间表。

各方评价

尽管大多数评论员对于新总理此番在环保问题上看似重视的表态感到满意,他们仍不敢过早地寄以过高希望。

哈佛大学中国项目的执行主任克里斯·尼尔森告诉《中外对话》:“(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确实是李克强总理决心在环境污染(治理)上有所作为的信号。”

然而与此同时,克里斯·尼尔森又奉劝人们不要过度解读新总理的讲话。

同样地,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术期刊《生态政治学》的联合主编亚瑟·摩尔告诫人们“确实应该等到他的(李克强的)政策出台了再做评判”。

当然,总有更为乐观的观察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调查员陈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从政治角度说,政府在污染问题上立场的转变明显并且十分值得注意。新政府(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更为老练并且站到了公众的一边。”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靳敏同样认为新政府能务实地处理好中国的环境问题。她说:

“在中国环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就本届政府目前的一些举措看,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务实的政府,因此,我个人对本届政府能务实地解决环境问题持乐观态度。”

李克强的环境政绩

从李克强过往的环境政绩来看,乐观者未必没有道理。

这位新总理在还是副总理期间曾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主席,而国合会正是一个由中外环发领域高层人士与专家组成的、非营利的国际性高级咨询机构。去年12月份,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国合会年会上提到要推动发展转型,以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

李克强还曾推动空气质量结果的公布,并在多个场合强调增加政府环保工作透明度的重要性。据新华社报道,在空气质量监测中采用PM2.5的浓度作为监测标准也是这位时任副总理推动的。

新华社在李克强特稿中写道:“李克强在12月份的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上呼吁,在全国监测并公布PM2.5浓度数值。”

其实,早在进入中央领导层前,还是地方大员李克强便多次强调,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当平衡经济和环境需求。

险阻重重

毫无疑问,中国的这位新总理能在口头上表达其环保决心。然而,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李克强及其新内阁能否在环境问题上有实际的做为,怎样才能有实际的做为。

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获得者戴尔·乔根森告诉记者“新政府必定是下了决心减少污染的,但他们还没有确切地决定要怎么做”。

他在哈佛的同事克里斯·尼尔森也同意新政府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找到经济和环境间更为合理的平衡:“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仍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因此,发展经济有其必要性。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并不愿意将繁荣和昌盛建立在环境破坏的基础上。所以必须要找到这两点间的平衡。”

找好经济发展和环境需求的平衡本身即是艰巨的挑战,然而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这位新总理操心。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好想法的执行及政策的履行,”环境管理专家亚瑟·摩尔说,地方的官员为了“短浅的经济利益”,未必会愿意“平衡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他看来,中央领导层在地方的政策执行能力将影响其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绩。

然而,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却认为中国执行更为严格的环境政治的最大阻力在于既得利益。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尽管政府官员有意推动更为清洁的环境政策,然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国的石油和电力企业,却始终把利润置于民众健康之前,对新规则阳奉阴违”。

地方对于执行更为清洁的环境政策的冷淡及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内斗,都可能会逐渐地消磨李克强及其新内阁在环境问题上的雄心壮志。

锦囊妙计

“环境保护是公共事务,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人民大学的靳敏说,“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和措施,包括强制性的规制、经济调控手段等来解决环境问题。”

她建议:“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确保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十分重要…… 此外,还需要制定新的法规和政策,引导产业走生态化转型之路。”

然而,单凭来自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就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许多评论员和观察者建议新领导层应当跳出框架性思维。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刚说:“排放费和环境税因其所具有的长久效应,比行政命令更有效。”

亚瑟·摩尔同意陈刚增加污染成本的想法,他认为提高污染成本将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步。

“中国越向市场经济转型,就越需要提高环境的价格,提高水、能源的使用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

此外,亚瑟·摩尔认为“给予公民力量和独立的环境组织以发展的空间”,并鼓励公众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一线希望

新内阁走马上任不过两周,评论员们不过早对其环保作为过多预测的做法是明智的。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近日,国土资源部极其罕见地向要求公开水资源监测结果的三名北京律师寄送了四百多页监测数据。

然而不过一个月前,环保部还曾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另外一位北京律师要求公开土壤污染报告的申请。

转变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然而部长们终于醒悟,理解人们对政府工作透明性的需求,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或许,新总理李克强的话更能解释这种态度的转变:“现在社会已经是一个透明度很高的社会,我国微博的用户有数以亿计,有些政府信息不及时公开,社会上就议论纷纷,甚至无端猜测,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产生负面影响,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

“与其如此,还不如我们主动及时地公开,向群众‘说真话、交实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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