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尊重每个国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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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写在前面开笔写台湾行的随感，觉得有些话必须说在前头。由于有些话题和素材涉及日本人，在当下中国就比较“敏感”——倒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得不承认仇日反日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的“主流民意”。中日关系“民间舆论”的氛围，比不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中日虽未建交，却有对日统战政策，刻意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区分开来，如宣传冲绳人民反抗美帝等等）；更比不上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那时候日本电影《生死恋》、《人证》、《追捕》、《望乡》等在中国走红，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樱桃小丸子、排球女将、姿三四郎、寅次郎、阿信等可爱的荧屏形象，影响了中国几代观众，如今日本影视剧基本断档）；甚至比不上19世纪甲午之战后的中日民间关系（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批有志中国人东渡日本求学，同时经日文转译，西方思想理论与词汇大量进入并发展了汉语）；甚至比不上“文革”时期（那时候虽然“极左”，却不会动辄给人扣“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即便在革命样板戏和电影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白天伺候鬼子，晚上私通八路”的“维持会”员，也多是爱国者的形象，正如《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沦陷区是“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俯首对屠刀”）。讨论何以致此，不是本文的题旨。我只想说三点：一是，坚持和平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重要国策。二是，即便要“抗日”，我们也要虚心向日本人学习某些值得学习的东西，蒋介石和周恩来曾留学日本，一点未妨碍他们抗日。三是，正视“二战”结束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环境（游戏规则及价值观）的变化，日本人早已不是铁板一块的军国主义者。学者井上清“公然”发表文章，主张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一批日本律师，出钱出力热心支持中国民间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维权诉讼……<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3/0206/20130206104152611.jpg?imageView2/2/w/1260"/>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报告文学家胡平的《一百个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第1版，2011年12月1日)，它对我们全面认识日本有很大的帮助。不妨抄录本书的内容简介：在当今的世界环境里，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如一只海龟般趴在太平洋风涛里、总是令人难以琢磨的日本，需要警惕，需要谴责，也需要和平共处。《一百个理由》中，作者引用丰富例证想要说明的是：中国有一百个理由谴责日本，也有一百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中国欲一扫近代以来的耻辱与颓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复兴，非得通过日本这道心理门槛；在很大程度上，这道门槛将考验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与此同时，日本要洗去孤独与暧昧，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更是绕不过中国这道道义门槛；在某种意义上，这道门槛成了判断日本能否重铸为一个政治诚信国家的试金石。言归正传前两次去台湾，没有走出北部，主要在台北市观光；这次我的旅行目的地，主要是南部地区。台南市一日游的第一站，是看《太平轮1949》作者张典婉女士热情推荐的“台湾文学馆”。不叙馆藏内容很丰富，单是那幢法式建筑也值得一看，它是“国定古迹”，颇有沦桑感。最初它是日治时期的“台南州厅”及“台南市役所”（市政府）共用的办公楼；二战时被美军燃烧弹击中，马萨式屋顶几乎全毁；战后整修改为“空军后勤司令部”，继而成为台南市政府所在地；1997年台南市政府搬迁，原址进行“古迹再利用”，最后建成这个全台性的文学馆。文学馆附近，就有“郑成功文物馆”和“明延平郡王祠”；还有“全台首学”台南孔庙（文庙、书院），以及供奉天地会创始人陈永华（即金庸小说《鹿鼎记》里的陈近南）的永华宫。1月8日我们夫妇参观孔庙时，适逢那里隆重举行“纪念陈永华参军特展”的启动仪式。“陈参军”就是郑成功父子的诸葛亮，是开台第一功臣，也是台南孔庙的创建人。其人武功早败迹，文治更长久。且说下午我们游览完台南最著名的古迹赤嵌楼和安平古堡（网上图文资料众多，恕不介绍），天色向晚，便信步朝有公车的方向走去。沿途参观了金碧辉煌的天后宫，入台的福建籍大清驻兵联络乡谊的“海山馆”和德、美、英、日等商行的建筑、遗址，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公共墓地紧靠公路边的“安平十二军伕墓”。<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3/0206/20130206104234294.jpg?imageView2/2/w/1260"/>这里原来是当地人的“乱葬岗”，水泥的坟墓和纪念碑排列无序，形制大小不一，横七竖八地挤成一团一片；碧海边，蓝天下，绿树旁，这块灰灰白白的墓园确是另一个凄凉的世界。好几只黑色的流浪狗在坟墓间逡巡，更增添了几分阴森的气氛。走近墓地，看到第一块指示牌上写着“明清古墓群”。可是，有些坟墓前还有菊花、水果等祭品。往前走不远，就是“安平十二军伕墓”的大幅指示牌和解说词。我先看了作为台南市“历史文化公共艺术”之八的这个历史文化景点介绍，用照片和文字简述安平人被征调去南洋当军伕的故事。所谓“军伕”，我湖北老家的长辈叫“伕子”：军队抓的壮丁是士兵，抓去做苦力挑重物、挖战壕的民工就叫伕子，就像电影《活着》里的“葛优”；解放军这边的则叫“支前民工”。中日战争爆发，作为日本殖民地台湾的男丁，有的被征参军做士兵或低级军官，有的被征当苦力即“军伕”；台南安平当地第一批参军的人回台整训时，已有12名军伕死在战场，于是台南日据当局批准，建起这些军伕墓以志纪念。我走进墓地看了那些麻石墓碑，正面刻着“故陆军军属XXX墓”字样（“军属”疑是“军伕”的日语说法写法），反面则密密写着这个人的生卒年月日和地点、生平经历等，算是相当用心的。<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3/0206/20130206104332270.jpg?imageView2/2/w/1260"/>回到住处，从“台南市政府全球资讯网”上查得，2010年清明节前，安平文教基金会第一次在这里举办纪念活动的报道，阐述其缘起是：“在安平，這個台灣歷史最重要的舞台，這裡留有十二軍夫墓，記錄著這場土地上的歷史傷痛，這是台灣人第一批參戰，陣亡軍屬的紀念史蹟，建造於一九三八年，距離現在亦有七十三年的時間，在二次大戰終戰後，除了家屬後代及同僚的私人祭拜外，從沒有舉辦過公開的祭祀活動”；之所以“舉辦正式的紀念活動”，其初衷是“召集後代子孫秉持慎終追遠，緬懷先人之傳統習俗，另一個更積極的想法，是希望藉由本次活動，檢視過往台灣的歷史命運及政治演變，進而共同深耕本土，拓展更寬廣的文化視野”。读到这里，我私心补充道：作来公共投资，则是作为旅游资源在开发吧，不然就不会列为观光路线，并作为重要景点之一来推介了。台南人对于日本统治者当年建造这十二军伕墓的用意体认是很清楚的：“遙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之前，台灣人迫於殖民體制而參戰，安平軍屬陣亡之士，當局建十二軍夫墓，也是因應戰爭時局的精神動員，一方面為安置亡魂，撫慰家屬，一方面藉由褒揚武勇，以激發忠君愛國之國民意識。”尽管如此，我仍然从内心深处对日本当局这种“尊重每一个国民的生命”的态度表示相当的认可。很悲哀，我本来打算写完认可的理由之后再来“但是”的，出于战战战兢兢的防卫心理，我还是把保留意见在表达有限赞赏之前先写出吧：一、尊重的是本国国民生命，不能等同于尊重所有人的生命，很可能无视别国国民的生命。不仅二战前的日本政府是这样，二战后的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刚看了获本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大片《逃离德黑兰》，片头用动画介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的由来，伊朗人对美国的怨恨起于1953年，美英为了控制伊朗的石油，由中央情报局策划推翻了伊朗民选的非宗教化的政府，扶持极其腐败的独裁者巴列维国王掌权，巴列维残暴地杀害了许多异议人士，美国却在巴列维倒台后也一直充当他的保护伞。二、尊重生命不等于尊重权利，生命只是人最起码的物质性存在，生命不能等同于权利，更不能等同于自由与尊严。人的生命很可能是统治者“以人为本”的本钱，不论是打仗还是纳税，没有人谁来达成统治者的要求？三，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国家利益至上，国民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当国民的生命不能为国所用时绝不能“资敌”，而应当为了天皇和国家的尊严而“玉碎”。在这个意义上，根本就不存在对国民生命的“尊重”！所以当太平洋的塞班岛为美军攻克时，不仅有日军官兵自杀，也有许多日本老百姓跳崖，他们是被军国主义成功洗脑的日本人。而美军攻打冲绳岛时，尚未被彻底皇民化的琉球人并不想“玉碎”，却被日军逼令“集体自决”，将老百姓赶进洞窟，提供手榴弹等武器，要他们互相残杀，其野蛮并不下于南京大屠杀。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日本政府“尊重每一个国民的生命”的态度表示一定的认可。虽然当时被征服的朝鲜人、中国台湾人、满洲（东北）人尚在“皇民化”的过程中，是日本的二等国民，不可能让他们担任军队和政府的高级职务，但要同化就要让他们遵守相同的风俗，而对“为国捐躯”给予荣典当然要优先实行。有资料说，這些在二戰时期被征参军而阵亡的台湾籍官兵，除去失踪者，计有二万八千余名仍然奉祀在日本東京的靖国神社里。我们知道，“高山族”同胞高金素梅就是要求将她家族里的阵亡者的灵牌，从靖国神社迁回台湾。去年春节，我们游太平洋中的塞班岛和天宁岛，除了看到胜利者美军的大规模的烈士陵园，还看到不少分散的日军战死者的纪念园地和墓碑。其中“旧满洲海城山炮营第二十九联队第四中队慰灵碑”，矗立在海边一块岸地上，甚为庄重肃然，特别令我心生感慨。不知何人所护卫，保养得很好。虽然时光流逝了近六七十年，仍然有人没有忘记这些枉死城里的孤魂野鬼，这总是有意义的。至少，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反思那场战争的物证和触媒。作为普通的个人，生命宝贵又短暂，却常常身不由己，而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所裹挟，做了毫无意义的牺牲品，乃至害人又害己，不亦悲乎？<img src="//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3/0206/20130206104410496.jpg?imageView2/2/w/1260"/>我心生感慨是有一个对比：我的伯父鄢洪洲，抗战中被政府抓了壮丁，很可能是牺牲在衡阳会战中，根本就无法寻问他的下落，更不论有谁告知他葬身何处，仿佛他并未出生，也没有父母妻儿。我妻子的三叔王炳南，抗美援朝时当汽车兵，入朝一个多月就牺牲了，时年18岁；而今别说没有骨灰或墓碑，曾是哪个军哪个连队的也似乎从未人知晓。我们知道的，只有“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尊重每一个军人和“军属”（也就是国民）的生命，这种意识在中国何时才能树立起来呢？也许不会太久吧？君不闻，美国影片《拯救大兵雷恩》感动了很多国人（包括大人物）？君不见，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就是为牺牲的战友讨公道的，在海峡两岸都广获好评？（鄢烈山）</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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