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的藤藤从小跟着父母走南闯北,在很多城市生活过,但在她的眼里,每个城市都极其相似,不过是一间紧挨着一间的出租屋。
她没有机会走到更远的地方,无论在哪个城市,她的圈子都在出租屋里,就这么大。她每天的生活就是记数字、看时间、和小狗滚成一团。
她渴望上学,本该也有梦幻般的童年,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只能待在出租屋里与狗为伴,打发着漫长而孤单的一天又一天。
孩子的眼里读不懂大人的世界,但从她的身上、从她的家庭,我们却可以读出一群城市边缘人的焦灼与无奈。
正如孩子的父亲卫国民所说的,“这是全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城市可以解决的。”
1. 与狗为伴的孩子
她没有机会走到更远的地方,无论在哪个城市,她的圈子都在出租屋里,就这么大。
宁波大学旁边的镇海区勤勇村,外来人员有6000多人,差不多是本地人口的3倍,藤藤家就是村里数百间紧挨着的平房中的一间。
一进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单人床,往里,又是一张床,上面挂满了衣服、包和塑料袋,最里面靠墙的,是另外一张双人床,发黄的被子团成一团。
读六年级的哥哥睡第一张床,爸爸睡第二张,妈妈和藤藤睡最里的大床,吃饭就在两张床之间的桌子上,旁边还有一台电脑,再放上电视机和几张凳子,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上午9点多,大家都上班去了,巷子里很安静。藤藤蹲在地上抓石头,扔石子,身边小狗经过,她起来,追上去,抱着小狗滚成一团。
站起来,挺漂亮的姑娘,童花头、双眼皮、白净的小脸,笑起来大眼一弯,连衣裙配打底裤,如果不是发黑的袖口和领口,看起来和本地的孩子无异。
藤藤在周围小有名气,爸爸是西安人,妈妈是湖南人,一家四口两年前从深圳来到镇海。小姑娘嘴甜,见人就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是个“自来熟”,闯荡久了,还有几分“心机”。有一次,一个阿婆把一暂住户晾晒的被子偷走了,被她撞见。傍晚,被盗住户在院子里喊话,谁拿走了他的被子,无人应答,她也一声不吭,到了晚上,趁着邻居们都关门闭户了,她才跑到那个租户家里,说出了真相。打那以后,没有人敢小瞧她。
只是,别的孩子上幼儿园,她从来没去过。到了上学的年纪,书包都买了,可是后来又没去读。邻居们议论纷纷:是不是父母重男轻女不让读呀?这么大一个姑娘,每天跟狗玩在一块算什么事?
“怎么不去上学呀?”很多人问过她。她总是老练地笑笑,说:“还差一份证明。”
藤藤从小跟着父母走南闯北,在很多城市生活过,比如西安、深圳、舟山、宁波……也许一只手的指头还数不过来。但在这个8岁女孩的心里,这些城市都极其相似:大同小异的出租屋,小小的房间塞了几张床,走到屋外就是狭窄曲折的小巷子,两边同样拥挤简陋的出租屋一间紧挨着一间……
她没有机会走到更远的地方,无论在哪个城市,她的圈子都在出租屋里,就这么大。
她本来可以见识得更多,2006年3月出生、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藤藤本来应该上过幼儿园,去年就应该上小学,但因为种种原因,她都错过了,没上过幼儿园,也没上学,于是只能留在出租屋里,打发着漫长而孤单的一天又一天……
2. 藤藤的时间表
她对数字的敏感,来源于对时间的关注。爸爸、妈妈几点上班、几点回家,这些时间点她早已烂熟于心。
不读书干什么?藤藤打发时间的方式不少。
“我们家4个人,3张床。”她一边大大方方地介绍她的家,一边用自动铅笔重重地写下“4”和“3”。她的方格本上,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地写满数字,从1到100,一页又一页地重复,说是爸爸布置的作业。
藤藤并不害怕生人,相反,她似乎很高兴有人跟她说话,特别是看到了记者的手机以后,她的笑容更加生动:“里面有游戏吗?”
第一次见到“会说话的长颈鹿”,藤藤很感兴趣,并且很快总结出了规律:“喂它喝水能量从16变成21,长了5个点,喂胡萝卜从21变成31,长了10个点,还是喂萝卜比较划算。”
她没上过学,但是算术无师自通。
再和她交流,记者才发现,她对数字的敏感,来源于对时间的关注。比如玩了一会儿,她会要求你,把手机调到原始界面,看一看时间,然后精确地告诉你:“现在是10点50分,再过40分钟,爸爸就下班了,不过他到家要到11点40分。”
爸爸每天中午11点半下班,妈妈通常晚10分钟左右。上午10点半,电视会放她最喜欢的猪猪侠的动画片,看完动画片20分钟后,爸妈就会陆续到家。中午他们会在家待40分钟。哥哥是下午3点30分放学,爸爸晚上6点下班回家,妈妈经常会加班,最晚要到晚上11点才回家。这些时间点她早已烂熟于心。
“你平时怎么看时间呢?”小姑娘得意地打开电脑,指着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说:“这里有,我算一算,就知道他们还有多久就会回来了。”
3. 只有表情的聊天记录
如果不是她的自言自语,别人很难想像这一连串看似毫无规律的表情背后,隐藏着一个孩子这么多细腻丰富的情感。
打开电脑,连接上网,点开QQ,输进一串密码,藤藤的一连串动作非常熟练。跟写枯燥的数字及在满是雪花的电视上看动画片相比,网络游戏无疑有趣得多。
QQ宝贝弹了出来。
“哦,宝贝,你来了。”藤藤兴奋地点着鼠标,给它喂食、洗澡、换衣服。“乖,我们今天就吃这个!”“来,勇敢一点、跳过去。”没有音箱,她卖力而投入地跟屏幕里的朋友说着话,即便屋里只有她一个人。
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显示11点的时候,藤藤点开了聊天的对话框,“爸爸快下班了,我可以和爸爸聊天了。”
她的好友列表里只有两个人,爸爸和妈妈。
“我没有朋友。”对记者的讶异,藤藤不以为意。
她喜欢和爸爸聊天,因为“爸爸在线的时间长一点,有1个太阳,而妈妈只有3个月亮。”
不会打字,怎么聊天?“当然可以聊啦。”她点开聊天记录,里面是一串又一串的QQ表情。
爸爸的头像暗着,不过藤藤并不介意,点开表情列表:“先搞一个哭脸,表示我想他了,让他赶快回来;再发一个西瓜,他回来后我会好好犒劳他;嗯,再加杯可乐吧,他一定渴了,再发一个榔头,他再不回来,我要发火啦,算啦算啦,后面再跟个笑脸吧……差不多了,最后再加个拜托的表情,走快点吧,OK。”
选择了10多个表情后,藤藤心满意足地点下“发送”键。如果不是她的自言自语,别人很难想像这一连串看似毫无规律的表情背后,隐藏着一个孩子这么多细腻丰富的情感。她坚信,爸爸可以读得懂。
“为什么你的QQ好友里没有哥哥呢?”记者问。
“他敢上QQ?”小姑娘一副老成的口气,“他连书都念不好。”
爸爸的床顶上有一根甘蔗粗的棍子,藤藤说是用来打哥哥的。
“哥哥考试不及格,爸爸把他的屁股打得跟这个颜色一样。”她指着电视中猪猪侠的紫红色外套比划着,脸上没了笑容,眼帘垂下,叹了口气,好像一件最喜欢的玩具在眼前打碎了。
“哥太笨了,又不用心,数学才考了20多分。”她犹豫了一下,说,“如果我上学,一定能考100分或者99分。”她边说边用力把方格簿上的“100”又重新描了一遍,笔头戳破了纸。
“这么想读书,为什么不去上学呢?”
“我的证明没打好!就是那个叫什么户口的东西,没来得及交———不过现在已经弄好了。”小姑娘极力想说得具体些。
4. 没来得及打的“证明”
到小学报名的时候才知道,不是交钱就能上的,需要很多证明。眼下,孩子读书的事情,比卫国民处理的任何技术问题都要棘手。
这天中午,藤藤的妈妈李梅回来得早些。但是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湖南女人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证明没打好。
正如女儿说的,她中午在家的时间只有40分钟,只能一边手忙脚乱地炒菜,一边和记者交谈:
“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外面跑,没想到读个书这么麻烦。刚来的时候也打算找个幼儿园,可是一问,附近幼儿园都满了,根本不招插班生。民办的也问过了,可是最近的也在路林市场那边,骑电瓶车也要半个小时,谁来接送啊。想想算了,直接上小学吧。可是到小学报名的时候才知道,不是交钱就能上的,要很多证明,等全部办好,报名的时间已经过了。孩子白白耽误一年。马上又要报名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报上……”
当简单午餐———青椒肉丝和红烧鲫鱼端上桌时,藤藤的爸爸卫国民回来了。孩子欢呼一声,奔去厨房给爸爸盛来一碗饭。
这个身材高大、穿着整洁的衬衣和背心、头发微微泛白的男人和袖口发黑的女儿以及大红T恤外面突兀地配着棕色外套的妻子,衣着打扮格格不入,他似乎不该是这个简陋的出租屋里的男主人。
得知记者的来意,卫国民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来得正好,其实我也很想和你们交流一下孩子的读书问题。”
卫国民不是普通的打工族,在附近一家相当规模的企业工作,他的身份是工程师。眼下,孩子读书的事情,比他处理的任何技术问题都要棘手。
“孩子的户口都在老家,以前也没想过,上个民办学校也这么麻烦。”他说。藤藤去年到民工子弟学校报名的时候,他才知道需要各种证明:比如户籍证明,户籍地没有监护人证明,这些都是要到老家去打的,还有暂住证、租凭合同,租的房子还必须和暂住证一致……等他把种种证明搜集全了,报名的时间也过去了,藤藤就耽搁了一年。而今年也不知道能不能报上,听说民工子弟学校的名额也是有限的。
无独有偶,同样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可能因为2年前转进来时某些手续欠缺,被告知没有学籍。这意味着儿子可能没有办法参加毕业考试,也没有办法“小升初”。
前几天,各区小学招生和“小升初”的相关政策陆续出来,他开始着急,但他还没有顾得上仔细地看看报纸,研究一下政策,想想办法。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忙,另一方面,他觉得太烦。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留意了一下儿子的学业,才发现孩子的成绩一塌糊涂,数学期中考试,居然只有24分,据说还是抄来的,更离谱的是,儿子连下半学期的数学课本都找不着了,放学回家,书包一甩就到外面玩。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操起棍子把孩子教训了一顿。
5. 城市里的“陌生人”
卫国民说,他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在这里,他没有多少关系,更没有盘根错节的人脉,而且也不屑于去建立这种关系。
打过后,卫国民也想过给孩子辅导功课。可是拿起作业本,才发现已经力不从心。比如一道“鸡兔同笼”的问题就把他难住了。
“不用方程式,我一个工程师花了半个小时才做出来。你说小学生做这个几个头、几只脚的问题,有什么意义?”
听得出来,他对当下的教育也并不满意。
“有时候觉得,孩子要上初中,不能在外面浪着。开不开窍是他的事了,就算开窍,像我那样,名牌大学读出来,又能怎么样?”
说到“名牌大学”的时候,这个50多岁的男人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记者追问是哪所学校,他支吾了一下:“就是交大,我们那儿的西安交通大学。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考上的。”
卫国民依然还记得30多年前的那一刻,他还在麦田里干活,录取通知书来了,在同龄人羡慕的目光里,他以为金榜题名的荣耀会照亮一生,知识从此就能改变命运。
但他的运气总是不太好,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同学都下海了,他守着国营企业的铁饭碗不舍得放;等他下海时已经错过了好时机,只能在外面打工。好不容易在深圳稳定下来,又赶上2008年金融危机,像他那样年龄大于45岁还没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只能被裁员。又几番周折,才在镇海找到了像样的工作。在这里,他们孤零零的,没有老乡或亲戚帮衬。
按他的说法,半世飘零,很晚才遇到现在的妻子,中年得子,拖着两个孩子坐着火车在许多城市奔波,儿子老老转学,成绩一落千丈。女儿连幼儿园都没上,每天就在出租屋里呆着。
“我有些同事,在这里时间长,有基础,孩子可以进公立学校,甚至可以在这里中考高考,我是想也不敢想。”卫国民说,他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没有多少关系,也不屑于去建立这种关系。不过,他也理解,学校学额有限,不可能专门为了他们这些来甬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的外来工扩大规模。“这是全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城市可以解决的。”
“换句话说,就算念出来了,又怎么样?外来工的孩子,大学念出来接着做外来工的多的是,不是有文凭,就能在城市里立足的。”
藤藤显然听不懂爸爸的话,她也不关心这些,她缠着家里好不容易才来的客人聊天。
“阿姨,你从哪儿来?”
“宁波呀!”
“宁波在哪儿?要坐火车才能到吗?”
……
她的眼睛熠熠发光,跳起来,踮着脚,几次想打断侃侃而谈的父亲,却被粗暴地拒绝:“傻瓜,你不就在宁波嘛,瞎起劲什么!”
她的眼神渐渐黯下去,噘着嘴,赌气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她从爸爸那里拿走了记者的名片,把电话抄在了她的方格本上。
“阿姨,等我爸爸同意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你带我去‘宁波’,好吗?”
记者手记
为什么写藤藤的故事
当勤勇村的流管员(流动人口管理员)说起有这么一个到了年龄也不上学、成天一个人在家呆着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并没觉得这是一个多好的题材,只是决定先去看看。毕竟藤藤只是甬城千万外来务工者子女中的一个。
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性格开朗笑容明媚,只是偶尔会觉得寂寞。她计算着爸妈回来的时间,精心选择着发给爸爸的表情,两眼发光地问我:“宁波要坐火车才能到吗?”她开开心心地做着这些事,我们却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外来务工者子女就读本地小学有一定的门槛,手续也相对复杂,这是藤藤暂时上不了学的客观原因,但我们也隐隐觉得,藤藤的爸爸妈妈也没有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虽然他们把“教育”挂在嘴边,在读书这件事上,他们既矛盾又纠结。
前两天在看反映中国乡村现状的纪实调查《中国在梁庄》,里面提到,学生越来越少,小学最终沦为养猪场。
作者说,现在挣钱第一,虽然大人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又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人们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可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孩子缺失家长教育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然后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立刻就想到了藤藤。
我们决定把藤藤的故事写下来,也许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人有所触动。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